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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积岐:展示村子的真实面目

2007年第5期

2005年夏天,我到凤翔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刚到不久,一个乡党委书记给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到山里去,问一个放羊的少年,你咋不去读书?少年说,放羊能卖钱。他说,卖钱干啥呀?少年说,盖房子。他说,盖房子干啥呀?少年说,盖房子娶媳妇。他说,娶媳妇干啥呀?少年说,生娃呀。他说,生娃干啥呀?少年说,长大放羊呀。在偏僻山区,农民的生活、生存状况就是这样。和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依旧住的土窑洞,依旧点的煤油灯,依旧用牛犁地,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些农民的全部家当值不了500元。我不止一次地进过山,不止一次地走进农民的土窑洞,窑洞里充斥着的是古老的、寒碜的、质地坚硬的气味。然而,农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穷”字能概括的。我到了一个山村,走访一户年轻农民。这个农民一家三口,一年收入一万多元,不算穷吧。可是,男主人只有三十多岁,却一字不识。我问女主人今年多大了,她竟然说,不知道。我问她是什么属相,她说是属虎的。我说,那就是1974年生的。她笑了笑,算是默认了。从交谈中,我看得出,她的智商并不低。
这不能说不是农村的一种现实生活,而这种现实生活往往被我们的写作者漠视了。
前几天,有一个乡党委书记还在我面前抱怨:我们这些人真个是歪戴帽子、斜穿衣服,见了老百姓就欺负吗?他说,你是作家,你为我们说公道话。我问他是谁说的。他说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其实,现在的乡村干部大多处境很尴尬,上面把一大堆矛盾推在了他们面前,他们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他们的自尊常常被挫伤,尽管他们并不缺少面对复杂局面解决诸多矛盾的手段和智慧。而我们的一些艺术作品往往把很复杂很鲜活的农村生活简单化、概念化、粗俗化,或者有意识地“拔高” 了。
在动笔写《村子》之前,我从农村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层面都进行过深入思考。我觉得,用苦难展示农民生活,用农民富裕起来回答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用腐败解释某些乡村干部的作为,是流俗的、肤浅的。只有从文化、心理多层面剖析,把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才能写出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我尽最大的努力,真诚地、真实地展示那一段农村生活,展示农村的真实面目。我所展示的也是我所理解的。我想用一支笔告诉读者和后代人:村子里的农民这样生活着;这就是他们的人生。
《村子》写的是发生在关中西部的故事,从1979年早春写起,写到了1999年。这二十年间,是农村的剧烈变化时期,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在变化着。农村的变化历经了几个过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分田到户。一些人开初接受不了这一变化,就闹事。然而,最终还是顺应了。生活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并不是百病可治的良药。一次改革就是一次割尾巴,每动一次刀子就要受一次痛疼。他们一次又一次处于无奈、迷茫、痛苦之中。他们不再为贫穷而煎熬却难以容忍自尊和尊严的被剥夺,于是,就挣扎,就反抗,乃至失态。
我知道,农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有祝永达、马秀萍、祝义和、赵烈梅这些善良、醇厚、能干的农民的支撑,农民的生活是不会垮掉的,村子里的生命之火不会熄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农民回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的许多难题还需要族长去解决,还是要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农民文化结构的一个侧面。生活变了,文化心理没有彻底变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民族,不仅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改革或改良,更需要改变文化心理,重新确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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