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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情感有无限的思想

特刊2卷


任何一部书先是有一粒种子植在心里,它会慢慢发芽和生长。这本书是十几年前起意要写的,因为笔力和心情,当然主要还是没有在心里长成大树,还不能收获,不能作为大材砍伐下来。要等它长大就需要耐心,就得等待,就得好好培植它。我写长一点的东西从不敢草率,不敢想到了、让一个念头激动了触动了就写,而要让它在心里多生长几年。我现在有几个短篇在心里放了十几年了,有的长篇装在心里时间更久了,可就是没法写。不成熟。还有最重要的,完成一部作品所需要孕育的气象、蓄炼的内力不够,是万万动不得笔的。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它存在心里会被自己多次挑剔,一遍遍打磨。


我一直特别重视作品的故事性。我知道造成一部作品的粗糙和过于通俗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故事性不强,故事老旧。别致的美妙的故事应该来自人性最曲折和最深邃处,只有这样的人性的展现,才能纵横交织出一段段绝妙的故事。失败的作品不仅不可能送给我们深刻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它没有一个令人击节叹赏、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有一个好看的表层,而且要有一个精密的细部,要特别经得起咀嚼。讲述那样的故事难度很大,技巧应该是第一流的。杰出的写作者,必然是最会讲故事的人。当然,他们不太照顾那些格外迟钝的糙耳朵。


廖麦这个人让我爱恨交加。他倔犟,因为根扎得太深了,这一类人有再多的毛病,有一个大的优长,就是在狂风大作的时候不倒伏。他起码不是势利眼。势利眼就是通常说的“小人”。他是一个对付这个时代的好手,至于说胜不胜,那倒可以不谈。他在非人的时代和不幸的个人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些大缺点。比如多多少少的褊狭、神经质、猜忌;还有,极坚强遮掩下的极脆弱——他老婆有时比他还大丈夫呢。这个人哪,让我感动也让我心疼不已。他在思绪上是极复杂的,他也在否定自己当下的生活,认为自己也中了时代之“蛊”。他并不那么简单,不那么自以为是,并不完全肯定自己时下的日子(选择)。廖这一类人可以看作社会的免疫细胞,它可以发炎,可以死亡可以牺牲,没有这些细胞却不得了。谈到理想,也不应该是“概念化”的生活方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新概念”:从跑车到楼盘,都有。有时我们肯定和否定一种事物、一种人,不过是从一种概念到另一种概念,是概念在打架。不同概念之间争论起来,一方会把另一方说得不堪,活生生的人反而没有了,抽掉了。其实理想的本质是个性、土地和根,是个人化的坚持和探求,是“匹夫不可以夺志”的那个“志”。


我二十多年来以半岛为中心,一直在走和看。我一直叮嘱和告诉自己:要走了再走,看了再看。能力是一回事,我最害怕自己变得没有感情。写作这种事可没有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一件室内的雅事和爱好。我干了写作这一行,怎么会不羡慕强大的杜撰能力?但我更需要强大的爱与知,需要感情。广阔的视野、灵活的章法、天马行空的想象,所有这些,最后都是那些脚踏实地的人才能办得到。再美妙的杜撰技巧,一旦丢掉了现实的心,也至多走向三四流。


我告诉自己,心里没有世界和现实,就没有诗。从纸上传来抄去的好词、还有学来的一些套话儿,最终筑不成诗。我这人最能记住的是形象,至于思想,我不太去记忆。具体的物,作为形象植在心里了,它们一想就跳出来了。“物”有无限的思想。情感有无限的思想。艺术的强大说服力,来自物,而很少来自直接的道理。所以我注重细部和细节,特别是语言的细部腠理,因为只有让读者在这里停留和玩味,让其慢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让读者随着急促的外在节奏匆匆而去的,掠一遍文字好像两耳填满了呼啸似的,怎么会是上品?这和网络电视上某些粗俗娱乐有什么区别?文学给人的是细部,是陶醉,甚至不能止于有趣,更不能只图个大热闹,笑一场叫一场完事。它可以是黄钟大吕,可它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


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不同的,但许久以来人们只称之为“齐鲁文化”,不太注重它们之间的深刻区别。面向大海,幻想多多,虚无飘渺,仙风道骨,这是齐文化。胶东半岛是齐文化的核心。这本书中商业活动的狂乱放肆,海岛开发的奇幻景象,民间风习的种种特异,都是基于这种文化。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事来自《史记》,这是中国的一部信史,而不是传说。鲁文化在中国是更正宗的文化,而齐文化稍稍边缘一些,也更放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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