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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军:藏獒——朴朴实实一首诗

2006年第2期

《藏獒》出版以后,万松浦书院的朋友曾经问我,在我们这个利益纷争的时代,纯粹的文学是不是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中?社会流行的商业文化是不是对纯文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其实文学的状态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作家的心态变了。这种心态决定了作家自己的文学取向,而这种取向未必就能和属于社会的精神现象发生联系。也就是说,作家个人的追求有时候跟真正的文学不一定划等号,这是一个应该警惕的问题,是作家必须随时修正自己、提升自己的问题。文学一如既往地处在被社会被大众需要的状态中,但作家们却在努力营造自己,营造利益,而不是营造精神,自然也就不是在营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是可悲的。
固然商业文化对纯文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这不是商业文化的问题,而是作家自己的问题。面对所谓的冲击,我们为什么不能坦然面对呢?我们中国的作家为什么只能为名气和利益写作,而不能为真理,为理想,为信仰写作呢?自己努力想争取名利,而没有争取到,就觉得是冲击,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你是一个为真理,为理想,为信仰而写作的作家,就无所谓冲击,你自己不冲击自己,哪来的冲击?无目的而具有目的性,无功利而具有功利性,像诗一样活着,那才是境界。在我看来,藏獒就是朴朴实实一首诗。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文学在作家这里是精神,一旦通过出版社等中间机构就变成了商品,是商品就得消费,社会直接消费着你的作品,间接消费着你的精神,这是很好的事情。全球化的消费时代对文学是一种挽救,总有一天,因精神需求而产生的消费,会远远超过物质消费。消费不是销蚀,消费是享受,一个作家应该有能力让别人长久地享受在你所给予的精神里,还应该相信文学的确具备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它完全有力量抵抗仇恨、欺凌、不公、私欲的恶性膨胀,要紧的是,文学本身不要变成仇恨的利器和私欲的皮囊。
以上这些想法,似乎跟《藏獒》无关,但没有这些想法,我肯定写不出《藏獒》。
我喜欢诗性的文学,很想在自己的小说中创造一种诗意的激情澎湃的境界。这样的诗意是气质的体现,是一个完全不能理论化的东西。作家的神秘感就在于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把作品写成这个样子。对作家来说,最难的就是解释自己,所以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写出了《藏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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