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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斌:我写这本书用了二十三年

2006年第1期

我非常羡慕那种作家,比如莎士比亚(当然啦,我还羡慕托尔斯泰呢),这不是废话吗?是废话,但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是说,那种用不着自己体验,仅仅根据历史资料就能写得活灵活现的作家,我觉得那才是真本事。比如我们省就有个年轻作家李洱,仅凭历史资料就写出了非常好看的小说《花腔》,当他讲那个故事时,我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我说这样的小说累死我也写不出来。但真正让我感动的或者感到亲切的,还是曹雪芹那种。记得十四岁那年,我在北平一家私立中学住校读书,一时家里没按时寄钱来,学校就停了我的伙食,我一连七天没有吃上饭,别人上课,我躺在床上看《红楼梦》,边看边流眼泪,我真想和林妹妹一起去死。别的小说从来没让我这么动情过。
我写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自己亲身经验过的事情,加上必要的虚构,而且喜欢用第一人称写,这样写下来比较顺手,读者也容易认同,常常把它当成真事来读。比如读了《小艳史》,就有读者问我,这是不是你的自传啊?里面那个是不是实有其人啊?那个小杨红挺好的嘛,你干吗不爱她呀?还有的读者对娇娇之死有意见,希望我改一改,让她活着,并且跟我结婚。你觉着这可笑吗?一点也不可笑,这让我感到欣慰,因为他们认同了我的小说,关心里面的人物命运,这正是作者所希望的,这样的读者是值得感谢的。
曹雪芹写《红楼梦》(真不害臊,动不动就自比曹雪芹),我是说他写书那个认真劲儿,那个苦味儿,他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后还是没能写完。这让我想起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从三十七岁写到五十一岁,整整写了十四年!写完了,把笔一扔,就撒手人寰,好像他来到人世上不为别的,就为了写这本书,这也太可怕了。不对,不是可怕,是可敬。我觉着人来到世上,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做,哪能只写一本书就走呢?具体都做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人各有志嘛。比如生养儿女之类,周游世界之类。最好不要当右派,那个滋味实在是不大好受。不过,当右派也有当右派的好处,就是你能写关于右派的小说,比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曾经让我感动得流眼泪,没当过右派的人是写不出那么真实的作品的。比如《小艳史》,没当过右派大队长的就写不出来,你让李洱写写试试?累死他也写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写一本书,是需要下大工夫的,我写这本书就用了二十三年,也就是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二年,听起来有点玄乎是不是?故意夸张是不是?不说细节你是不会相信的。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到哈尔滨去办理我的右派改正手续,无意间在商店门口碰上了过去在军校的朋友,二十多年没见,他第一句话是,“操,你还活着?”第二句就问我:“你知不知道安从南方回来了?她离婚了!” 于是我们俩就跑到南岗去看她。这一看不要紧,就勾起我许许多多的回忆。尤其是她说:“你当年给我写的那些诗,我都保存着,每一首我都会背,不信我现在就给你背一首。”她果真背了一首。不过那是普希金写的。当年我给她的诗大部分是从普希金那儿抄的。我下放到农村劳改,就带了两本书,一本《红楼梦》,一本《普希金诗选》,它们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就是那次邂逅,给了我一个启示,这不是现成的悲欢离合故事吗?这么好的故事再不能写你还能写什么?为了能把它写好,我一直不敢动笔,直到二○○二年夏天,有一次和李洱、耿占春一起吃饭,李洱笑嘻嘻地说,张老师啊,像你这个岁数就别写了,耿老师也别写了,现在的编辑都是年轻人,你们的稿子他们看也不要看就给毙掉了!我一听差点吐血。回家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不为别的,就为了气气李洱。
我写了三个月,写了三十万字,又删掉十多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自己对这篇小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它比《红楼梦》是差远了,但谁敢比《红楼梦》呢?但它和《红楼梦》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以情动人,因为里面有着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在我从一个革命者一夜之间变成人民敌人那会儿;在下放到边远贫困农村劳动改造,一天只吃二两粮食,饿得走道都打晃;在零下三十度的冬夜挑着二百四十斤的石头一口气装了四个小时的火车,汗水湿透了棉袄,然后又让冷风一吹,冻成铁皮一样贴到肉身上……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的日日夜夜,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就是靠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从前美好日子的回忆,而最最美好的向往和回忆都和安分不开,也就是和爱情分不开。直到今天,我已垂垂老矣,但只要一想起安,想起我们那些美好的时刻,我还会心如潮涌,年轻十岁。这就是爱的力量,它是不可战胜的,也是永恒的。正像一位名人说的,“爱情是我们唯一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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