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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铭记灰色生活中的民间英雄

2009年第5期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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