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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我的“农民情结”和农民的“帝国”情结

2009年第1期

约定俗成,我被划在“写工业题材”的行列内。《农民帝国》一出来,很是让一些人不适应。在一个有着十亿农民、几乎无处不农民的国家,“农村题材”竟然还这般神秘、高深,给人一种非“农村题材”作家不能碰的感觉。别忘了当下流行反串,说相声的当主持人,主持人唱戏,唱戏的唱歌,唱歌的演电影……为什么 “工业题材”就不能反串一下“农村题材”呢?或许我写“工业题材”倒是反串,因为我总觉得自己骨子里更像个农民。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一种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我一向认为,是童年养育了一个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我离开农村半个多世纪了,对农村的情感却依然很深,平时关心所有关于农村的消息,经常要回农村看看,隔三差五地必须吃家乡饭,睡觉凡做美梦定是家乡的场景……有着这样的农村情结,不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岂不太亏了?不敢说对不起农村,至少是对不起自己、以及这份浓重的农村情结。何况我的文学视角一直关注现实,要反映中国现实,很适合选择农民。

因为怀有“农民情结”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与土地有关,如商鞅、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新政”等,而每一次农村的变革,又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样还应该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共和国,至今农民仍是社会的主体,像以往一样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如果能写一部关于农村的小说,描写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下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进程时,他们都作出了哪些反应?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情结,对我的小说园地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写这样一部书,我必须得有最起码的自信,觉得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不同于别人,自己对农村的感觉也是别人所没有的,将这个“农民帝国”的故事写出来得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但在写作中还是碰到了几次“鬼打墙”,写写停停,磨磨蹭蹭,不是因为题材,是受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的诱惑,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常常觉得驾驭不了人物的命运,搞不清他们的灵魂该有怎样的色彩?

十多年前刚立意时就想写一部“农民帝国”,后来觉得这个书名太大、太重,遂改为《欢喜树》。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此名太过清雅、轻飘,最后还是决定再改回去。一旦将心定在了农民的“帝国”上,小说的进展就顺畅了。这个“帝国”更像是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庞然大物,称王称霸,有君王般的权势和奢华,骨子里却虚弱得很,被钱烧得五急六受。而农民式的“帝国”,也不只是在郭家店才有,更不是只有农村才有“土皇上”,城里有些很“洋”的人,骨子里或许比农民更农民。比如媒体曾公开报道,某大城市里一个只有90人的单位,却占据着一座20多层高的豪华大楼,平均四、五个人享用一层,头头脑脑们则一人独享一层,他们竟不怕闹鬼。这样的“烧包”,是很“洋气”呢,还是很“农民”?越是瞧不起农民的人,也越容易闹出“农民帝国”式的悲剧。

其实,我以为在意识形态上,或者从文学意义上讲,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倒有类似城市的大农村。农村在害城市病,城市在害农村病,这才给我虚构《农民帝国》提供了方便。虚构不是“瞎编”,“虚”不是假,是一种作者尽可能做到的提炼和升华,体现了一种境界,是比现实更真切的“现实”。只有这样的“虚”,才能“构”出让人动点心的故事和人物。因此在虚构之前,必须要有大量的“实”,越多越好,越多越不嫌多。小说不能没有血肉,好的细节对一部小说的成败至关紧要。而细节是“虚”不出来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写这部小说之所以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工夫都下在“实”处了。我对这部小说的期待也是这样,无论写得好坏,能让人觉得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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