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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新的语言,新的文明

2009年第1期

细心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在《推拿》里头写到了手机。我本人是不用手机的,因为不用手机,我被问了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几乎就是一个宅男,家里头的那台座机足够我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络了——我为什么要把座机的电线掐断,再把它捆在裤腰带上呢?这一交代事情就有些无趣,我没有和现代性对着干的意思,我的行为不涉及坚守、捍卫等彪悍的、形而上的内容。

同时我还要说,我对手机没有仇恨。因为没有仇恨,我就会用一种宁静的、甚至是审美的心情去审视它——这一审视我还真的有了新发现了:手机业已为我们创造出了一种新语言。比方说,在年轻人的短信当中,“再见”,也就是“拜拜”,被乐呵呵写成了“88”,而英语好的孩子们则更不含糊,他们的“再见”也就是“See you”也有了崭新的书写方式,很简单,酷劲十足,就两个字母:“C U”。

马上就有人要反驳我了,这是什么新语言嘛!我要说,是的,是新语言。例子是现成的,我在做足疗的时候读到过,准确地说,是听到过大量的手机语言。一个男人的手机响了,是一个女的发来了短信:

  ——干吗呢?
  ——躺着呢,捏脚呢。真想和你躺在一起,敢不敢啊?
  ——我有什么不敢的?只怕是我一去你就软了吧?呵呵。
  ——你来了我当然要软。

我想这样的语言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腔调已经拥有了时代性和全民性。它暧昧。有点像打趣,有点像调情,它的特征是攻守兼备,它的魅力在于进退自如。它是聊天的上限,它也是故事或事件的下限,大大方方地亲昵,加上一点小小的脏。在当今的中国,再木讷、再愚钝的男女都已经拥有了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日常的、正式的口语;一种是风光无限的、人欲横流的(我在《推拿》里头把它叫做“哗啦啦”)手机书面语。如果一个人用日常的、正式的口语去写短信的话(办事除外),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低智、无趣、落伍、冬烘,一句话,他太“二”。

手机就这样悄然无痕的改变了我们的人际。我要说的是,手机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文明。多年之前,刘震云写过《手机》——张国立先生瞪着惊恐的眼睛把手机叫成了“手雷”。我钦佩刘震云的天才与敏锐。但是,我是有遗憾的。手机不是手雷。手机是生化武器。手机是转基因。手机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放弃了真挚,我们选择了半真与半假,我们的语言是油腔的,滑调的——恋爱、倾诉、表达感情都有新语言,更不用说“搞男人”或“搞女人”了。其实“搞男人”和“搞女人”里头反而有真挚和美。我们的语言换了人间。手机让我们变得粗鄙。通过手机语言,我们在“粗鄙地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语),我们的内心很难滋生并回味“很讲究的情绪”(哈代语)。我把这种新的语言、新的文明叫做“手淫”——通过“手机”去“意淫”。

手机有错么?没有。这个是一定的。手机在帮助我们,它一点错都没有。我必须要说的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一切都是特殊的,手机出现在了我们的特殊时期,也就是“转型期”,我们的政治秩序在变,我们的经济秩序在变,关键是,我们的心在变。心变了,往更加贪婪和更加不知羞耻里变。这一来语言就跟着变。更加贪婪和更加不知羞耻在语言上必然是这样的:既赤裸,又暧昧。赤裸是目的,暧昧则是武器,这武器是多么地斑斓,军人们把这样的斑斓叫做迷你——迷你,迷他,也迷我。

《推拿》到底写了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好。我真的说不好。但是,有一个重点是清晰的,我想写一点尊严。看过来看过去,我只能在盲人的身上寄托它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健全人”还有多少尊严,我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在“粗鄙地享受”,我多么地渴望我的内心能多一些“很讲究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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