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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一个圣字解开心中八百年郁结

特刊5卷

《圣天门口》成稿后,大约是与之陪伴了整整六年的缘故,稿子都交到出版社了,只要开启电脑,仍会习惯地双击那个熟悉文档,然后我才相信,从春播到秋收,个人文学纪年中,又一个写作季节真的结束了。对于小说家,也是一种基本的才能。用悲哀和悲伤养育而成的小说家,命中注定要恋旧。硬将历史和命运演绎成时尚,必然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某种广告或策划文案。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用在写作上,是坚决地放弃那些泛爱滥情,以及做梦也要做得比别人有才华的虚妄。长篇小说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决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份量,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也容易受到无情冷落。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吃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小说这种被人当作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参与的人低俗了,又好比有人站在海岸线上,说大海空无一物。将顾城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一个人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者,写作意志算不上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们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发出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

所以,长篇小说需要较高的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资深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

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有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

当代中国文学,习惯性地丢弃了曾在《红楼梦》中得以充分张扬的优雅与高贵。理所当然,长篇小说的尊严,是那种在庸俗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的优雅,是那种不去贪欲的名利场上左右逢源的高贵。

《圣天门口》最早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雪杭》。“圣”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经有过多次,突然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怔怔地为自己创造出“雪杭”这个词而不知所措。我很偏爱它,却不晓得是否真的合适。随着书写的进展,女儿也出生了。在她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后,我们送到东湖边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真实想法是希望纠正女儿那长得不甚理想的腿型。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加,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因意外受伤转而从教。每逢上课,奥丽加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以一系列的独舞作为热身。那种惊人的优雅,不用说当家长的成年人,就连三五岁的女孩子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门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或动作,唯恐有不当打扰。很久之后,才在无意之中发现,练习课结束,家长带着孩子离开后。奥丽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必定会回到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深深的谢幕礼。最是人去练功房空,唯独只有奥丽加时,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哪怕重复一百次了,仍旧百倍地让人震撼不已。这些绝非只是对艺术的由衷热爱,而是往心灵深处引领的一种圣洁。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

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

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时下的中国小说,被时世逼到不得不做出抉择的岔路口上。正如西部那些日益沙漠化的草原,有天然因素,更多原因是人类的肆意妄为。面对如此不计后果的掠夺,有人挺起风骨,不是向前,而是后退几步坚守于沙漠,出乎意料地创造出一片新天地。长篇小说并不在乎有新艳资源被发明,老练和持重对其生命力的延续更为紧要。同样,小说资源亦是无法掠夺和占有的,只要创造手法得当,那些貌似的贫瘠和古老,其中艺术原素量,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程度。在现代主义的世界性话语备受宠爱的当下,深藏在民间的陈年芝麻旧时事,反而会被映衬得分外辉煌。这也是人人都是天生的逆反心理专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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