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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这个世界变了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

 

这个世界变了

马 原

  我写了四十几年小说,在我整个写小说的生涯当中,《黄棠一家》这本书算是比较特别的。我个人在小说方面的兴趣基本上比较偏重形而上,对社会生活、对时政、对历史不是特别有兴趣,所以我的写作原本和人群结合得不够紧密。前些年我生了大病,生病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一点改变,觉得实在的生活离我的距离近了——原来可以天马行空,不管社会、不管其他人,但是生病以后一下打回原形,原来也一天在吃三顿饭,也得购物,也得用劳动换钱养家糊口。生病以后突然觉得离人群近了,再重新写小说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还债的心情,觉得原来还是欠了一笔债,欠了我和周边人们的债,欠了读我小说的那些读者的一笔债。所以就忽然关心起当下,关心起人群,忽然就形而下了。
  这是我打算写的“形而下”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写的是财产、遗产的纠葛,叫《纠缠》,第二部本来的名字叫《荒唐》,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和我儿时的世界比起来,觉得什么事情都偏离了原来的样貌,尤其是价值观偏离得格外厉害。
  我是一个老“铁路”。我爸爸妈妈是“铁路人”,我自己最初也是在铁路。我读了铁路的中专,进了铁路的火车头单位机务段,从那考大学离开铁路,我对铁路知道的比较多。在我的概念里边,比如说桥,桥和星辰日月一样,就是永恒的东西。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随便翻翻社会新闻,不时就会发现哪儿哪儿的桥又塌了;过去扶老携幼是一个普遍的人道、一种法则,但是在今天真有老太太、老头倒在路上,大家走到近处发现了要绕半圈过去。
  在我们那个年代,社会崇尚一些伟人、一些大人物,比如像马克思、达尔文、托尔斯泰,这么一些巨人,但是今天,每天教导中国人民的是一些商人、有钱人,人们关注他们在首富榜上哪一年排在第一、哪一年排在第二,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是这样一些人。
  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当了十几年老师,用上海人的话讲就是,好像这个世界和我儿时的世界真是两样了。觉得无论什么都有点不对,什么什么都有点不对。所以当时写《黄棠一家》的时候觉得特别进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约瑟夫·海勒。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家。都说“文无第一”,我个人认为小说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差不多可以当他是第一,就是约瑟夫·海勒。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我个人特别喜欢。他还有一本书叫《上帝知道》,那本书的翻译、出版我深度参与了,我觉得能写《上帝知道》的人是小说历史上最最了不起的家伙。他另外一本书也有中译本,但是译的不太好,译成《出事了》,那本书介绍过来的时候本来有一个特别好的标题叫“出了毛病”。我觉得我要写的这个黄棠,其实就是写的这种心情、这种情况,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出了毛病。
  我曾经想过这本书还应该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故事,囊括了今天好多方面的特殊家庭,有官、商,还有时尚界、艺术界的人士,还有既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的人,在一个家庭里我把中国当下社会,我身边见到的那些熟人朋友,把他们的故事写进来。如果真说有一个主旨的话,就是“出了毛病”。我曾经想过这本书可不可以叫《中国病》呢?因为它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当下的故事。我知道书出来以后,单行本出来以前先有一个缩写版的在杂志上发表,然后还有一个全本的,发表在浙江的一个地方杂志《江南》上。我在这两次发表当中收获了一些反馈,说怎么好像是“新闻串烧”?写的都是这些年在新闻里经常出现的事情。
  我记得余华先生前几年的一本书《第七天》,那本书出来的时候也曾有过批评家说像是新闻串烧。我听到“新闻串烧”这个反馈的时候,知道是说我写得不好——看你这个和看报纸有什么差别?拿一个报纸这些事都知道了,我何必看你的小说?
  媒体朋友也问过我类似的话,我说我们写小说的关心的是纵向,我们哪怕就写一个断面、一个横剖面,我们还是关心纵向。我可能比较希望今天大家对这个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觉得熟视无睹,觉得每天就生活在书里的人物当中,大家都特别熟悉,今天看着不新鲜、不刺激,不像《捉妖记》,平时见不到,去电影院才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写的事情不用看就知道,你上公交车、上商场,每天听大家说的就是这些事。但是我们写小说的人有一点关心纵向,放到历史里边,假如我这本书运气好,30年以后还有人看,或者是300年、3000年以后还有人看,那时候他们看也挺新鲜的,退回30年要是看这本书里的故事,一个很有身份的老太太暴病在街头,一个很恢弘的大桥说塌就塌了,汽车稀里哗啦摔到河滩里,大家觉得今天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提前30年、过后30年,我相信大家看这个事情挺新鲜的。桥也能塌?30年以前有哪个中国人听说桥塌了?!
  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是辽宁沈阳,沈阳这个城市的老百姓特别迷足球,球迷特别多,原来有一个沈阳市人民体育场,18000个座位。对一个足球城来说,显然远远不够。后来又建了一个能容纳6万人的五里河体育场,一个大的足球场。大约十年前,突然又把五里河体育场炸掉了,我回去问他们为什么炸掉?它不是很新吗?我听到有一种说法是,房地产开发商觉得这块地方作为房地产价值更高,能赚的钱远远比重买一块地建足球场划算。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时代好多事情都荒谬得不得了,居然河也能干,地球上好像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建在河边,但是有一天突然河干了,泰晤士河如果干了我想象不出人们怎么办?塞纳河如果干了巴黎怎么办?中国人有办法,我这个故事里的城市河干了,这个河正常的话河面宽1000米左右,1000米宽的河在这个城市有二三十公里,河干了以后河道居然变成聚宝之地,里面全都是机构,最多的机构是沙场,因为基建需要大量用沙。听说洞庭湖的湖沙已经卖到了31个省市自治区,可能也就是没卖到台湾去。我有一个知青伙伴,现在是我所在的那个城市的破烂王,10亿富豪。他的主要基地就在河滩里,河滩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包括黑道生意。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当中。我65岁,也就是说在我走向社会四十几年,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世界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我现在住得离人群有点远,在中缅边界的一个大山上,叫南糯山,也是一座茶山,喝普洱茶的人多半都知道这座山。面对我生于此、长于此的祖国,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了。我记得大诗人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里面有一个片断,他回到家乡,回到大堰河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大堰河的客人,是他家乡的客人,是他家庭的客人,那种感受和我的感受有一点像,我在自己的祖国里,成为了一个陌生人,我已经不太认识这个世界了。
  我曾经写过西藏。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去过西藏,在许多年里我一直写西藏,觉得对西藏充满陌生感,陌生感极大地调动我的神经,让我感到特别新鲜。我去西藏的时候写西藏,在当时还算是特别热闹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觉得马原写的西藏很奇特,以前没人这样写过。就是因为我对西藏陌生,对西藏一无所知,看什么都新鲜,我就把这个新鲜的感受尽量复原或者再造,重新造出了一个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而言特别新鲜的一个西藏。现在我写这本书有一点像当年的情形,我个人生活一直是远离人群的,只要一下山,一回到人群,我就发现什么都特别新鲜。
  一年多前我们在山上突然给装了网络,我才知道什么叫Wi-Fi。而在此前很多年,我只听好多朋友说,就连养牲畜的牧民进城、进饭馆、进商场的第一件事都是,大喊大叫“有没有Wi-Fi?没有Wi-Fi叫我们怎么活?!”。原来我以为大家说这个话有什么典故,似乎是很幽默的事,但当我开始用了Wi-Fi,我才真正理解了。所以我说对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对别人来说耳朵都磨出茧子的当下生活的种种荒诞和荒唐,对我来说特别新鲜,所以我对它充满热情地写。结果发现,人家说你以为你写的主题新鲜,其实这些事不就是“新闻串烧”?我挺沮丧。不过也还是挺高兴,如果今天的人不爱看,我就等30年,等30年以后这些事重新变得新鲜的时候,给那时候的人看,也许他们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说两句题外话,贾平凹的《废都》刚出来的时候一片骂声,但是我看了以后挺喜欢,就因为我说过喜欢《废都》,我的同行朋友们都特别气愤,说它有什么好?我说因为庄之蝶就是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人就是这个德性,无良、无德、无形,最后到无聊,无聊透顶。一个同行,也是像贾平凹那么有名的一个同行,就说“贾平凹这么写我就看不了”,我说古往今来还没有一本书把我们这个人群写得这么无聊,真是写无聊最成功的一本大书。
  庄之蝶有空就找那几个老的、小的女人荷尔蒙一下,要么就给哪个酒厂或是药厂写写二类广告,要么就是别人求他办事,他辗转地跟这个市长秘书说,你给我办个事,跟那个厂长说,你给我办个事,这不就是我们这群人的德性吗?庄之蝶真的就是我们这个群落的典型,有一点小名气,弄的好像天下女人都想跟他上床。我看有一个批评他的评论家写的特别尖锐,说他真把自己当成超级明星了,觉得每个跟他上床的女人不但情愿,而且充满幸福感,终于有机会上了庄之蝶的床。那个批评家是满怀无产阶级义愤说这句话的。
  这本书里的故事跟《废都》里的故事说到底何其相似。今天看全是俯拾皆是的身边的热闹事,但是你翻过今天,翻到昨天或者翻到明天的时候,其实是蛮新鲜的,都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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