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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为一代人立传 在守望中前行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

 

为一代人立传 在守望中前行

陆天明

  艰难地写下《幸存者》这部小说最后一个句号,出乎我自己意外,心绪上竟然“波澜不惊”到木然的程度。而在往常,这一刻虽不一定非得“手舞足蹈”,长嘘短呼,至少也会略备酒菜,认真犒劳自己一下。但这一回这一天的这一刻,却只知沉静呆坐。甚至不觉暮色将至。兴许是两年零九个月近一千个日夜的苦熬疲惫所致?还是融解在这三十六万字中的狂放和忐忑耗尽了我最后一点兴致?说不清。
  正经从事文学写作好像也有三十年了。算起来,我写过知青题材;写过反腐题材;写过革命历史题材;也一直坚持着跟踪当代巨大而剧烈的现实生活变迁。在艺术形式上,搞过“纯文学”实验文体的探索;也深深涉足过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创作。但我一直有个无法摆脱的心愿,那就是为自己这一代人立传。上世纪90年代我在写《泥日》时,在它的卷首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总有一种预感,怕来不及写完自己要写的东西。”那时的我还“很年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莫名的预感,就是因为心底埋藏着这样一个愿望——要为一代人立传。而为一代人立传,又岂是轻而易举做得下来的?!当时就忐忑,惶惶。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真的着手来做这样一部小说,我自己把它当作最后一部的封笔之作来做。也许不会是这样,也希望不是这样。但是我一直用这样一种“飞蛾扑火以求一逞”的心态在努力做这部小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决心。
  用什么书名来命名它?曾很费了一番周折。最后才定这个“幸存者”。“幸存者”的含义很多,但对我来说,我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和共和国的几代人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使命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变得更好。我们几代人的这么一个愿望,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几代先烈先贤共同的愿望。你站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面前,站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塔前,站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烈士先贤的墓碑前,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幸存者”。我们幸存下来了,担负起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接过先贤先烈们心中的那个火种,把中国搞得更好,把中国改造成为十几亿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一个故土。怎么把我们几代人在这个崇高愿望下受到的磨难,经过的坎坷,做出的牺牲而持续的奋斗经历表达出来,我想这是我在写了九部长篇小说后,在这个“最后”一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这一代人曾自诩为“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和共和国一起诞生一起成长。他们坎坷着共和国的坎坷;艰难着共和国的艰难;幸福着共和国的幸福;梦想着共和国的梦想。这一代人的眼泪和欢乐和奋斗应该作为共和国的一笔精神财富留下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不管将来怎么评价这部作品,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做这件事情。作为当代的一个作家,也应该在文学上做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一群人活过来,而且充满着希望,要继续努力下去。
  既然要为一代人立传,我势必要求自己一是写得真实,二是务必准确。既不为某种“社会成见”和“时尚风尘”所动,也要力争不被我一己之见的旧习和偏颇所拘限。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争取一点“史”的风骨。而它毕竟还是文学,还应有“诗”的境界。特别是写当代题材,确保作品有“史”的风骨似乎更难于在言说中渗出“诗”的品格。尤其是中国这四十年,所发生的巨变几乎冲击了、重塑了每一个中国家庭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就要求在描摹的烈度中见其细微。在言说的敷演中铸其真心。用他们生命的演变佐证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剧变。
  做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重思索”。我要思考,要为读这部小说的朋友提供相应的思想资源。力求在扎扎实实的人物形象和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变迁中,和读者一起进行世纪交替式的思考和思索,同时实践我一向以来的文学理念:就是既要有作家强烈的独特的自我个性色彩,又能呈现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魅力;既坚持进行独立思考充分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又力求思而有“考”,“考”得客观准确;既要保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又要充分顾及广大民众的阅读和审美需求,要既深刻又好读好看;等等。我知道我这是在为难自己。但正因为把它当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来写的,所以必须这样“为难自己”。因为这是最后的一“逞”。“下”一步,可能就没“例”了。为了做到这些,我说我写白了头发,并非虚妄。至于是否做到了,还是那句说了多年的老话:最后由历史和人民说了算。
  几年前,一家出版社出我的一套文集,要我给自己写一个序。在这篇不长的序里,我借用了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的一句特别打动我的话:“剖开这些文字,应有血流出来。”在写《幸存者》这部小说时,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并让它烧灼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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