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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 舒晋瑜:《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 作一次告别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6期

《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

格非  舒晋瑜

  好比攀援在墙上的常春藤,格非在讲述《望春风》的过程中,被缠绕,被依附,被过往的青葱岁月召唤,被古朴的民风和纯粹的人情深深地打动。
  尽管每一次写作都会开启新的经验,但《望春风》的写作,对格非而言仍是一次独特的体悟。他没想到情感的聚集如此浓厚,以至于写作时常常一坐五六个小时,心跳加速,始终处于亢奋之中。
  他曾经将故事起名为《浮生余情》,但感觉流于直白。台湾作曲家邓雨贤的《望春风》带给他一些启发,这是作曲家青睐的词名,却十分契合格非写作这部小说的心境。
  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村庄消失了,那些曾和他一起生活过的人物消失了,几千年来建立在乡村伦理的基础上的中国乡村社会,突然间只剩下了废墟。站在废墟上时,格非想到了什么?
  “一边看废墟在倒塌,一边匆匆在废墟中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切;有生之年你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幸存者。”或许本雅明解读卡夫卡的一段话,最能概括他此时的心情。
  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英文原意是“被荒废的土地”,是被遗弃的“荒原”,但艾略特没有放弃对圣杯的寻找,或者说,废墟的存在同时也暗示了她的复苏。

  舒晋瑜:写作《望春风》的缘起是什么?
  格非:这部作品我想了很多年。过去村子里有河流、有庄稼,每次回到村庄,感觉村子是永远不会变的,它的存在不断印证着家的感觉。村庄拆掉后变成荒原,和丘陵地带连在一起,没有任何标属。
  有一次我弟弟开车带我回老家。当时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村子里待了两个小时,想了很多。我想起《诗经》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里很难过。先民们从北方来到江南,寻找栖息地,家谱里曾详细记录了这一支,我祖父也曾经不断地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村子突然被拆掉了,成为一片平原。
  又过了两三年,我问我父母,老家拆房后是否建了工厂。他们说因为资金链断了,一直荒着。我又回去看了一趟,发现原来生产队里开辟出来的新田,全部长满了树,植被茂密,只有池塘里的荷花还在。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英文原意是“被荒废的土地”,是被遗弃的“荒原”,但艾略特没有放弃对圣杯的寻找,或者说,废墟的存在同时也暗示了她的复苏。
  我决心要写一部小说,就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起。如果不写,用不了多少年,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也许不会知道,长江腹地曾经有过这些村子,有过这些人,这些人和这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种关系。从那之后我每次回家都做一些笔录,主要是找父母,以及他们同一时代的朋友们聊。
  舒晋瑜:您确定要写的人物,有来处吗?
  格非:曹雪芹说,他写《红楼梦》是因为记忆中的女子,不想让她们消失。我要写的就是村子里的人物,他们的存在不可辩驳。可是突然之间这些人都在面临消逝或湮灭的命运。我父母那一辈的人,至少已经有一半已不在世上了。有时想想挺恐惧的。
  我不是可惜村子不见了。沧海变桑田,历史的变换不是特别奇怪的。奇怪的是一个有历史感觉的地方突然终结,一些重要的记忆,它们仍然鲜活地呈现在我眼前,可眼下遭到人为的、轻浮的忽略。这一巨变对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思考的重点。我小时候所接触的那些人,他们有才华、有性格,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记忆里都还闪光,犹如昨日。现在他们大多已衰老,或者说正在死去,表情木讷,蹲在墙角跟人聊天。他们曾经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都随青烟散去。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的一生需要得到某种记述或说明。
  舒晋瑜:是不是写作时还有一种责任感驱使?
  格非:说一句高调的话,我真正觉得对这个地方有责任感。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冲动,想要把正在消失的这些人记录下来。他们的存在,对于解释我的生活和生命,仍然非常重要。最近一个时期,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他们。
  我不是作为一个文化人记录这个地方。我自己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块土地养育了我。我从事写作,我来写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也是最可能的。我不会追溯一个村庄的历史,写一个地方志式的乡村生活画卷。我要写的故事是我亲历的;和我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有形有貌,多年后他们说的话还能穿透时间,回到我的耳边。他们的过往和今天的状态构成极大的反讽和巨大的变异。他们代表着一个正在衰歇的声音,这声音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
  舒晋瑜:写作《望春风》和过往的写作有何不同的感受?
  格非:写这些人物,我很难控制自己。这些人会用记忆中的语调和你说话。我写的人物是虚构的,和我的记忆没有关系,但是我的那些邻居们,童年时的伙伴们,父母、亲戚和朋友,这些人会有直观的图像,都能和小说中的人物对上号。每次写作时,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带给我强烈的情感上的刺激和震动。
  舒晋瑜:作品中的父子情感人至深。父亲的形象在作品有何独特的意义?
  格非: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讲“父为子纲”,在中国的文史作品里,父亲的形象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到了近代以来,母亲形象的重要性在显著上升。一旦我们要追述自己的本源,我们首先想到的象征之物,便是母亲的形象。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也是如此。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家里的事都是母亲掌管——这样的事在中国乡村很普遍。父亲似乎是可以忽略的人。但是我直到中年以后,才会慢慢发现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也就是说,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重新发现了“父亲”。小说里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有一点关系:很少说话,但是很细腻,情感丰富。
  舒晋瑜:作品中的很多细节非常感人,也许是非常朴素的感情,但是很有人情味。
  格非:这种朴素的感情,可以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是生产队社员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当年大量逃荒的人会来到我们村庄——南方的村子即使再穷,也还有鱼虾,有野菜和野萝卜——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成为安徽等地逃荒人的聚集地。
  有一次我弟弟发烧,母亲给他煮好粥后就出门了。这时冲进来一帮难民,一看锅里有粥,拿着碗就扑上去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饥饿的情景。每次有逃荒的人到我家,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找东西给他们吃,过年的话还会送一点馒头。家里做了好吃的,也都会挨家送去给邻居们尝尝。那个年代,乡村的互助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深。如果说,那个时候的乡村社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浓郁的人情。我很反感“人情味”这个词——似乎人情是一种表演。我记忆中的人情是一种坚固的伦理关系,寄托着乡人对于生存最朴素的理解。
  舒晋瑜:作品中的几个女性角色,让人过目不忘。尤其是美艳无比的妓女王曼卿,一直让村里大小男人魂牵梦萦。我觉得古今中外优秀的男作家写女性,一点儿不亚于女性作家。您认为自己对女性了解吗?
  格非:小时候我接触最多的女性是母亲。我没有姐妹。我母亲和我的关系非常亲密,她干活、赶集、看戏、看电影都会带着我,我16岁之前,几乎所有的道德教育都来自母亲。她成了无数女性形象最重要的源头。在现实生活中我和女人打交道比较害羞。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在与她们接触时,反而会对她们的言行和心理更为敏感。这可能对写作有些帮助。
  舒晋瑜:《望春风》里,是否也延续了《江南三部曲》的一些情绪?
  格非:《人面桃花》讲述晚清末年、民国初年的故事,《山河入梦》的故事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农村,《春尽江南》讲述的是主人公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春尽江南》写完以后,我很长时间被结尾处的悲伤气氛所笼罩。鲁迅先生曾说过,如果说希望是虚妄的,那么绝望同样是虚妄的。差不多同一时间,我开始考虑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社会,那就是重新使绝望相对化。
  舒晋瑜:《望春风》中,您对乡村的情感是否得以充分表达?
  格非:简单化地对中国社会生存状况的加以观察,不管是歌功颂德,还是审视批判都没有意义。我的整个童年记忆告诉我,生活中有时充满暴力、倾轧和欺骗,但也有美好情感的流露。
  《望春风》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描写乡村生活。乡村已边缘到被连根端掉,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的家乡仅存在我记忆之中。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只有当某个事物到了它的终结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追述它的起始。我想,即便中国的乡村生活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对我来说,是彻彻底底地结束了。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换句话说,我个人意义上的乡村生活的彻底结束,迫使我开始认真地回顾我的童年。不过,这部小说从内容上来说完全是虚构的,你当然也可以把这种追溯过程理解为我对乡村的告别。
  舒晋瑜:同样是写“文革”,您的描写和同时代作家笔下的“文革”也大不一样。您认为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写作避免同质化经验?
  格非:我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每个同学所讲的故事和经历都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现在的写作,经验越来越同质化、碎片化。所有人拥有的经验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我赶上了大时代的尾巴,经历过完整的乡村生活,但是当我写那段历史,毕竟已经隔了三四十年。虽然我自以为对那段生活十分了解,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能想当然。因为个人记忆往往很不可靠。我要走访不同的人,有的跟你关系近,有的关系远。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避免同质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必须重新重视调查走访。不能依赖自己的那点记忆。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向巴尔扎克学习。
  除此之外,我觉得要避免同质化,还必须对自己的描述对象拥有专门的、精深的知识。你大概知道,福楼拜为了写《布法与白居榭》,至少读了1500本书。
  舒晋瑜:判断一部好小说的标准有哪些?
  格非:好的小说像一个好的建筑,有厅有堂有房间有走廊,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处理好。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你要表达什么,作品中的人与人,时间和时间,空间和空间,先后次序,作品的寓意等等,都非常重要;其次看工,就是细节。厅和堂都合理,布局合理,但是工不好,细节打磨不好也出不了好作品。有的作家有细节没有世界观,对世界没有看法,这样的作品不算是好的作品。有的作家有好的世界观但是没有细节,最终会觉得粗糙,好房子也浪费了。能兼顾这两方面的作家不多。
  舒晋瑜:您是什么样的世界观?
  格非:我的世界观是农民的世界观,我的身上有很多农民的特质。在过去,我以农民的身份为耻,总是希望洗掉这个身份。以前,如果有人骂我乡巴佬,我一定会被激怒。这种自卑的感觉一直存在。也就是说,我希望通过知识积累,通过学习,变成城市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作为农民的过往成为我值得珍视的财富。在一个普通的农民身上,你不仅可以看到乡村生活的全部印记,甚至还能找到整个乡村文明在农民身上的凝聚和投影。
  舒晋瑜:您很怀念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人面桃花》里您曾写到过桃花源,《望春风》里又出现了一个真实的古风盎然的村庄。
  格非:实际上几千年前的风俗礼仪,一直在乡村延续。江南更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事让我难忘,那就是,我和那些乡村老学究、读书人来往,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来对待,给我泡茶、保持谦恭的礼仪,说话适可而止,送客时一定是送到大路上——你会感觉受到尊重。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我在乡村里的那些读书人身上见到一点影子,也许是浮光掠影。
  舒晋瑜:拥有这些经历,是否成为您的优势?
  格非:每个人都各有优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看到的都是我的劣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大家能够明显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中国文学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学一定会有新的面貌。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自身很多优势正在失去,一方面也要保持对新的社会生活的敏感性。作家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能狂妄自负。
  舒晋瑜:您的作品情节非常紧凑,一环接一环扣人心弦。
  格非:支撑着小说的基本的动力也许是悬念。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所谓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前,我对悬念设置的理解,仅仅是铺垫和埋伏,这是一知半解的看法。在优秀的章回小说中,有一个基本的悬念安排的程式。一是草蛇灰线,千里设伏,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另外一点,我称之为“忙中设伏”或“乱中设伏”。一般来说,忙和乱都是高潮,是对悬念的照应和解除,如果在这个时候继续设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叠叠,文章就会显得波诡云谲,花团锦簇。我认为后一种方法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叙事精髓,因为它们特别擅长“忙中下针脚”。□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第11版,第1096期
【舒晋瑜系《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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