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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顺:回归原点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

 

  我对长篇小说是很尊崇的,甚至一度觉得神秘,不敢轻易涉足。
  我20多岁就学习鲁迅写杂文,在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文化比较活跃的时候,我的杂文经常刊载于《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在改名《求是》之前的最后一期最后一篇文章即是我的作品。后来写散文,作品多刊发于《十月》《散文》《美文》等,有多篇文章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转载。因为写作,给我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过许多荣誉和尊严,在地方上也已经被称为“知名作家”。但是,内心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长篇小说像一道彩虹高悬于理想的天空,日子如掌中流沙,岁月随风而逝,年龄愈大,愿望愈烈。我常常独立于家乡的太行山之巅,任凭思想的激情像火焰般在胸中燃烧。可是,这仍然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激烈的情绪,对于具体的写作技术,还是隔着一层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激烈的、不稳定的情绪反而阻碍着我进入具体的长篇小说创作之中。
  这期间我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又反过来重新学习了国内一些文学前辈的著作,包括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典籍。这个“拉出去打进来”的过程对我帮助极大。有一段时期我的思想简直有“日进斗金”之感,常常击案而叹,遗憾没有在生命的更早阶段接受如此的思想文化洗礼。有些元素如果早一点植入生命,就会早一点在思想基因里发酵、流转、开花结果,就会影响全局,效果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学习过程直接引出的结果,是使我的思想渐渐平静下来。我自己在心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会产生文学?无非是要表达人对世界的感觉。世界本来好好的,表达不表达它都在那儿客观存在和流转,况且即便表达也有多种方式,何必非要付诸于文学?这就回归到人的禀赋上来。有人类社会以来,每一个时代的人群中都会产生出一部分人,钟情于文字和文学,非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理解付之于笔,成之于书,并且将此视为无尚光荣的千秋功业。长篇小说无非是用较长的篇幅说话,但是因为要反映生活,又必然以现实世界为蓝本。每一个写作者在世界中的方位、时段、经历不同,再加上每一个写作者又有一个迥异于别人的心灵世界,这必将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你经历了什么,一是你的心灵里呈现了什么。意识到这两点后,用得心应手的文字书写出来,这应该就达到了写作者的目的。
  但这只是一个初级状态。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为了赢得更多的理解,写作者就需要考量所讲内容、所述文字让人喜欢的问题。于是,就产生了生动、有趣、深刻等向度,产生了如何给人以启发,给历史以借鉴,给人心以关照等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所谓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问题。这样我们又回归原点,回归到文学最初的动机和功能上去。
  这种回归,对我是解脱,也是升华,更是进入。这又一次让我兴奋,这种情绪已和先前有了很大不同,它是带着重量的舞蹈,不仅有形而且具质,像农人扶犁入地,笔下的文字如同翻出的新土,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这种对长篇小说情感意识上的回归,必将从技术层面影响写作的全部面貌。写什么的问题已经变得比较轻松,毫无疑问,我将笔尖对准了我经历过的,并且长期酝酿于心的历史与人物。仿佛接到了邀请,一些被历史掩埋了的人和事纷纷扣门来访。情节的线条、轮廓,人物的衣着、面貌,统统返归当初生活之中,并且极其鲜活地呈现于眼前。我的心神一入定,立刻就能进入写作状态。此时情节与人物成为第二个“现实”。
  用什么语言写?同样需要回到原点:有话好好说。我认为语言是所写对象的奴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语言以服务所写对象为己任,着什么衣服,唱什么调子,显什么面貌,做什么动作,一切听从所写对象的号令。这样的语言肯定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活的,是化开的,是流水一般因物赋形的。
  结构问题,作为长篇小说,往往是最困惑作者的一件事。我的看法,生活自有其逻辑,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所构成的情节是够丰富的。作者为难的地方,常常在于最初从何处“下剪刀”,一刀下去,截取横断面,人物情节自然生成。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作者往往被现实中人物之间表面的关系,亦即原生态的情节结构所遮蔽,把表层的当成内在的,把浮浅的当成深刻的,以表面的结构作为作品的结构。正确办法应该是剔除表象,把蕴含于生活内部的汹涌澎湃的潜流牢牢抓在手中,这种潜在的关系经过作者主观的提取,必定是厚重有力的。内在结构既定,生活枝叶顺势而长,干动枝摇,气象生成。
  细节是作品的血肉。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作品中的细节应该是生活最真实的萃取。这一点是很能衡量作家水平高下的。一个鲜活真实的细节,能像钉子一样把读者钉住,能唤醒读者生活中的自身经验。在作品与生活之间,读者通过细节进行再创作,从而与作者实现心灵共鸣。它像酵母一样在读者心中长期发酵,产生连锁反应,从而让作品得到更多的社会回响。
  虚构不是长篇小说的核心目的,虚构同样是表达生活的需要,是文学的需要。本来照实说就行,可是生活浩繁,我们不能一一道来,所以就需要把发生在彼地的移到此地,把稀疏的变成紧凑的,把一次说成很多次,把众人之性集中于一人或数人,把倾向与趋势引为鲜活场景,把平缓的矛盾集中成激烈的冲突,等等。总之,虚构的目的是真实,是把散漫生活抽象出来,用文字再造一个与现实机理相同的所在。它们是现实,又高于现实,它们是又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世界如影随形的活的世界。
  《陌上花》中,田玉海的二女儿田红由于家庭和天性的原因,偶然卷入社会变革狂涛。她不是党员,却在特殊机缘下做起了“领导”,享尽青春的光荣,时代更迭时又跌入人生谷底。让她出局的是那些“随机作用”的体制和游戏规则,先时的光荣建立在沙滩之上,后来的背时困顿又无话可说。当然拯救她的仍然是时代所给予的橄榄枝。以她为制约,田玉海大女儿、三女儿、四女儿的命运都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世代更替之初,下层人群中的“生动分子”、各色人等纷纷登台亮相,演出一段“人间喜剧”。我个人比较欣慰的是,笔下所写虽为底层小人物,但却与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共振并借比对体制、对人性、对每个时代每个层面都必不可少的“生动分子”的命运,表述了自己的一些粗浅思考。

2016年4月写于北京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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