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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出于公心 出于私心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

 

  很难说明白我是怎样创作《黄埔四期》的,最开始我没打算写这部小说,没想它却成了我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这么说?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来生再见》,还写过另一部长篇小说《湖南骡子》,而《来生再见》的前身是《抵抗者》,写于1998年,竣稿于1999年,写了17万多字,排版19万字。那时候国军抗战还是个禁区,帷幕还没拉开,我也逃不了时代的羁縻,受其影响,《抵抗者》就写得拘谨。所以我接着写了另一部长篇,取名为《湖南骡子》。在壮着胆量写《湖南骡子》时,正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纪念活动中说,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就给伟大的抗日战争重新定了调,因此写完《湖南骡子》后,心就飞到了《抵抗者》那部旧作上,我将《抵抗者》重写了一遍,就成了《来生再见》。
  我曾经对几家媒体说过,之所以重写以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角的《来生再见》,实实在在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看到很多国军老兵受到了不公正待遇。30多年前他们大部分还活着,我见过贫困的他们,生活在长沙街巷的贫民窟里,住着破烂的房子,家徒四壁,然而,他们却是打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等的湖湘子弟,是我们的前辈。他们年轻过,充满血性地与日本侵略军生死搏杀过,为中华民族的存亡洒过热血,的确是我们应该尊敬的人。我在《湖南骡子》里写的那个双腿被日军迫击炮弹炸没的何胜武,就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他的双腿就是在长沙第二次会战中炸没的,成了个靠糊火柴盒和剥花生壳维持生计的残疾人。他是国民党老兵。文革中,他们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每逢过年过节,都低着头,自带小板凳,到居会委指定的地方,读报或学习文件,或者接受居委会主任的训导。整个社会都嫌弃他们,这是极不公正的,要知道,他们当年为中华民族不灭亡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过。
  我写了两部国军抗战小说,觉得对得起我童年时见过的可怜的前辈了,就不打算再写抗战小说。作家不是画家,徐悲鸿画马,可以左一幅右一幅,只要有一点变化就行。作家通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避免写作中经验重复,而读者是最忌讳作家重复的。我为什么会不顾有可能在创作经验上重复而写《黄埔四期》?2009年,《黄埔四期》的主角贺百丁的侄儿贺彰和谢乃常的儿子谢国栋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他们父辈的故事,约我见面。出于礼貌,我听他们讲父辈的故事,开始很平静,一边嗑瓜子抽烟,一边听他们讲。贺彰说他伯父一生坎坷,在西安坐过军统的牢,在长沙又坐过共产党的牢。因打过延安,文革中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但只坐了四年零几个月,1971年辛亥革命胜利60周年,蒋介石在台湾的黄埔同学会上痛定思痛地说,北方出了个以某某为首的叛徒集团,南方出了个以贺百丁为首的间谍集团等。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引发了另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贺百丁被大陆的共产党秘密枪毙在监狱里了,这便是叛徒的可耻下场。广州军区搞情报的,忙打电话到湖南落实情况,发现贺百丁并没死而是坐牢,就匆忙赶来,把贺百丁接出监狱,给他照相,把他活着的相片印到传单上,再把传单绑在热气球上,从厦门升空,投到金门岛上去,从而揭穿和清除那篇文章在台湾的影响。军方把贺百丁拉到照相馆拍照,贺百丁居然不会笑,要他笑他却苦着脸,拍的照自然就不合要求。后来到政协大院里再拍,就提到了与刘于一抢尿桶倒的故事。这是个黑色幽默,我写到小说里了。这不是一个作家坐在家里能构思出来的。
  另一个人物谢乃常,谢国栋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可他父亲没挨过一天整。我很诧异,问为什么?他告诉我,他父亲参加过“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前他父亲是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长,身为宪兵营长的他父亲保护过在西安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我问,你父亲也是地下党?谢国栋答,不是,那时共产党很弱,受我父亲保护的中共地下党李木庵和谢华都是湖南人,谢华是1949年后湖南省统战部部长。他父亲是黄埔四期生,北伐到武汉时就升了团长,那时宋希濂还只是个少校营长,而杜聿明还什么都不是。1928年,他父亲被蒋介石调到南京的黄埔同学会,以蒋介石的特派员身份进驻第32军,差点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后来参加了“一·二八”松沪抗战,接着随第19路军去福建反蒋,成了蒋介石下令通缉的军官。再后来,他父亲通过中共地下党李木庵推荐,去了杨虎城的帐下。这些发生在上辈人身上的故事,我坐在家里是编不出的。这些起起伏伏的故事打动了我,让我冲动,决定写一部纵览全国抗战的小说。因为他们在中国最落后、孱弱和被侵略的年代,是铁骨铮铮的黄埔生。一个是胡宗南的部属,一个是杜聿明的部下,自然是被蒋介石调来调去的。
  谢乃常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文革中他竟没挨过一天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文革中,不但许许多多的国民党将军倒了大霉,共产党的元帅、将军倒大霉的也不少,可谢乃常却成功地躲过了一场场运动,并非因他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反而他很忙,他儿子回忆说父亲时常不在家,出去与女人幽会,躲藏在女人温柔、甜蜜的怀抱里。问题是即使是那个年代,也没人计较他风流,没人往他头上扣屎盆子。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这可是一个没有人写的国军将军肖像,正好与贺百丁将军形成对比。那个年代,没有作家写他们,假如有作家写,我不会写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打了14年,正面交锋8年,可是中国没有一部值得称道的抗战小说立足于世界二战小说之林。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缺失,让中国作家蒙羞。
  当然,这有历史原因,植根于民众脑袋里的宣传,国民党是拒不抗日的,蒋介石是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我们小时候就是受的这种教育,小学课本和中学课本上都是这么表述的。这是无视历史。现在的中、小学课本上是不是改过来了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懂,我们应该尊重历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想法,尽管今天的中国,很多事情的底线都被一些贪婪人突破了,公正和美德被执怀疑态度的人稀释得令人质疑。如今是互联网时代,至少有几亿中国人不但是公民,而且是敢于发表评述的网民,任何虚假的宣传都会被人戳破。所以,尊重历史才是最佳选择。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崇尚正直、宽容、公平和公正的。
  缘于这些因由,《黄埔四期》诞生了。我写《黄埔四期》,可以说是一种“公心”,为对得起那些在“一·二八”松沪抗战、忻口会战、松沪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四次会战、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和豫中会战中阵亡的先烈们。他们是为国捐躯,而不是为钱财而亡,应该书写也值得书写。我曾对某家报纸说,我若不写,也许下一代作家更不会写,因此这是我必须做的;二是为了文学,为填补缺失。这话很大,未免有些不自量力。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的子孙后代里有人想看看抗战小说,了解一下祖先于二战中有何作为,却只能看到干巴巴的文献记载,而看不到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时,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埋怨我们没给他们留下点东西?这是“私心”,写一部大文学作品的私心。
  出于这种“公心”和“私心”,我用五年时间,写就了《黄埔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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