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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皆因无法忘却的那些记忆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

  我在文艺团体生活过好几十年,当离开的时候,忍不住独自怆然泪下。我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觉得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声,皮开肉绽地撕裂开了。
  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一种人们称之为艺术家的人群。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做同事,做伙伴,做朋友,相互砥砺、激荡,也相互雕刻、形塑。几十年下来,许多形象,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地存活下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些形象,这些故事,是够我受用此生了。
  也许我离开他们的时间还有些短,距离还有点近,形象、故事,还都混沌如雾中庐山,写作时,一提就是一嘟噜,无法删繁,无从简约,几次尝试,都像街边的杂货铺,已经摆得层层叠叠,压胳膊枕腿儿了,可还有许多要紧的东西,觉得没摆上去,因此,也就只好暂时放弃。
  可咋放弃,有一群人,还是总在我眼前晃悠,他们是这个群体以外的人,但又是这个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装台人。
  所谓装台,对于这个行业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释的。自然舞台,永远就是那样空空旷旷的,可以行车走马,一旦演出,要在这个舞台上布置出一个故事的典型环境来,就需要装台。装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布景,二是灯光。布景还分软景、硬景,软景就是那些用平布画的景,上面可能有楼房、山脉、村庄、宫殿,但却是可以折叠的,一叠起来,一包袱就可以提溜走。而硬景包括那些可以行走、运动、升降的平台、山峦、巨石等,一件是一件,有时一组平台就能装几卡车,装在舞台上,也是要能力挺万钧的。现在舞台演出特别讲“创新”,讲“震撼”,内容创新不了,心灵震撼不动,就得上感官,有些演出,一组平台是要站上去百十号人、甚至数百号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不钢筋结构,不涡轮增压,岂能在掌声中精彩谢幕?灯光就更神奇了,什么花样都能变幻出来,照明已经是它的副产品,重要的,据说是为舞台铸灵魂。要为舞台铸造灵魂谈何容易,那层层叠叠、起起落落的神秘光斑、魔幻魅影,就需要大量的光源去支撑。而这光源,就来自数百只、甚至上千只作用不同的灯光的化合勾兑,最终才能形成不知天上人间今夕何年的效果。而一只灯,有的重达百斤以上,这么大的劳动量,自然就在传统的三百六十行外,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来:装台。
  过去的老戏楼,几乎不用装,有钱人家的戏台,本身就是雕梁画栋的,请一班戏来,所谓布景、道具,也就一桌、二椅、三搭帘,“搭”是桌椅的搭布,“帘”是门帘、床帏,为了表演,做些必要的遮挡而已。那时没有装台这一说。演一晚上戏,就一个“捡场的”,桌椅搬上搬下,床帏挪进挪出,有时还兼管着后台的服装、衣帽,业内叫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后来开始演时装戏了,就讲究一点环境的真实,过去靠表演就能说清楚的进门、跳墙、织布、纺线之类的做工戏,都用实物代替了,进的是真门,翻的是真墙,织布、纺线车也都是真木实料的能推能转,以至弄得越来越邪乎,有的演出,竟然把真驴真马、真汽车、真飞机都拽上了舞台,装台这一行,不火都不由人了。
  其实最早装台,主要还是靠演出团体的自家人,乐队、演员、后勤人员一合手,毕竟是搞艺术,不是搞建筑,不是搞各种水利、土木、机械、钢铁工程,局外人焉能染指。但后来舞台装置越来越像搞建筑、水利、矿山、木材、钢铁、机械加工,这些艺术家就不得不退位了,加上那活儿,已不需太多的艺术思维,只要照技术图纸这只“猫”,画出“老虎”就是,且基本都是重体力活,因而,就把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们是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走,当然,也有始终如一,把自己无形中“钉”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爱琢磨他们的生活。他们大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洪常青”,当然,也有的,就成了他们的“吸血鬼”,“南霸天”。别看装台是个小行当,可在一个文化的热闹期,这行当就被放大了,有时几乎到处都升起了吊着巨幅广告标语的气球,那气球包裹的中心,就搭建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因此,装台又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演员,也不都是靠演唱讨生活的职业演员;有的可能是企业家,有的可能是银行家,有的可能是政治家,有的还可能是出家人,连知识分子也多有魂不守舍的,由“素心”变“荤心”,由“斗室”进“道场”,反正都在表演,都需要一个十分抢眼的舞台。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小说说到底是讲生活,他们在生活,在用给别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当然,为人装台,其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表演,也是一种人生舞台,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
  我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当我准备写他们的时候,还有意与其中几位比较熟悉的,进行了长谈,并且做了好多笔记。其实做不做笔记,意义已经不大了,如果想写点什么,在要写以前,才去找生活,记笔记,其实已经太晚了。记下的,也已不是生活的原浆。当别人摆开架势向你诉说时,多多少少都会变味,更何况你端着笔记本,还有个写作者的身份,你获得的,基本就是他离地三尺的“创作”了。经你再一加工,跟生活自是天远地隔。要写的东西,在我,是需要烂熟于心,化枣为泥后,才能下笔的。我二十几年跟他们混搭在一起,知道他们咋抬脚,咋动手,甚至咋用眼神,尤其是咋说话,包括语速、腔调、习惯,闭起眼睛也能想来,因而,写着才觉得顺当、随心,几乎没有磕绊就下来了。鲁迅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小说中这些人物与故事,也在偷着向鲁迅学,是粘合起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最终,才抟成了刁顺子这样一群装台人的。
  底层与贫困,往往相链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最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再加上贫病与其它一些生命行进装备的胡乱组装,有时连亲人也不再相亲,儿女都羞于伦常了,更遑论其他。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继而让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体面的大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亦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勾颈拥眠的动人狐仙。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法的生命意义,我们还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实的眼光去发现,去认同。
  无论写作时,还是写完后,我还都没有琢磨出更多的意义,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没有整块时间去梳理这些记忆,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最重要的记忆,有时真的是会涌流的,甚至是会奔涌的。过后我想,关键是要有涌流的生活存储。
  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问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时间,再回刷一次屏。其实一个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饭、误了约会,都不缺交给心灵的时间。我觉得写作,就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记得几年前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的时候,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就开始给自己汇报思想,直汇报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一晚上不汇报,哪怕九十点就上床,早上开会反倒打哈欠。前一阵看新闻,好像开会丢盹,在某个国家还是要拿大炮毙命的事体。可见清醒有多重要啊!一个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盘存一下,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高兴也罢,不快也罢,能定期定时盘整回望,当更有助于明天后天那些惊人相似且带着轮回样态的生活面对。对于我,这个盘整就是写作。
  业余时间,我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拧了反锁,拉了深色窗帘,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悲惨世界》,或《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霍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出了门,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四个以上的多维影像。熟人见了,还疑似我目中无人了。读书与写作,对我是一种盘存,更是一种能孤独享用的快乐与休息,无论生活中,你经历了多少无奈、伤害与精神痛楚,一旦进入写作,那些神经都会变得麻木起来,只有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如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
  写作最痛快的事情,就是自我决堤、倾泻、愉悦、安魂后,还能被人看重,拿去发表,拍摄,上演,重播,转载,尤其是遭到表扬,特别是劈头盖脸的那种,虽说浅薄了些,可能免这个俗的大概不多。我十几岁学着写作,十七岁发第一篇小说,叫《爆破》,是写政府改河工程给小人物带来的生存危机。虽说发在一个内刊,却拿了到处让人看,还故作不经意。后来在文艺团体当编剧,剧作上演后,能一场几十遍地坐在台下听观众掌声,从来不觉得那是噪音,分贝高,聒耳朵。三十一二岁,见别人搞电视剧红火,又写了三十多集电视文学剧本,竟然让导演看上,拍成片,在央视放了,还获了飞天奖,一次付给几十万稿酬,黄昏时节往家背,头上虚汗直冒,一是怕遭遇打家劫舍之徒,二是怕背回去一点,都是“李鬼”。后来又写电影剧本,当然更多的还是舞台剧,因为这个驾轻就熟。但最终,我还是思念着十七岁以前入门时的小说创作,就连着写了《西京故事》和《装台》。《西京故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太白文艺社出书好几年了,陈忠实、贾平凹、吴义勤、李星等文坛大家都给了很多鼓励。鼓励这个东西很让人害怕,能让人忘乎所以,情不自抑,甚至疯疯傻傻,自以为能,《装台》就硬是这样被鼓励出来的。
  感谢作家出版社不弃,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亲自审读拙作,并给予褒扬。责任编辑李亚梓老师,更是认真负责,为成书,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长途资讯费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著名作家刘震云、阿来先生拨冗推介,让《装台》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书出来尚不到三个月,又蒙《长篇小说选刊》厚爱,说是要转载,这是我想过,但没敢奢望过的事,因为我是《长篇小说选刊》的忠实读者,一直在那里边偷经学艺着,忽一日,我的作品也要忝列其间,顿时两腮羞红,深感不安了。再三再四拜谢鼓励!

2015年12月16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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