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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国:灵魂在城乡结合部游走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3期

  在我工作的报社附近,有一处通向长江储奇门码头的公路尽头,当地人叫它羊子坝。这里并没有一只羊,而是一块很大的石砾空地。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汽车还不多,难得有在码头上装卸货的车辆在此短暂停留,造出一阵子忙碌的声响,平时一派空寂,只有江声和过往的轮船在天际间躁动。我爱从冗繁的编辑工作中溜出来,来这里面对滚滚长江,遥望对岸的南山,胡思乱想,清醒头脑。
  只要我去到那里,就会发现一些从外地来的乡下人,三五成群,或蹲或站,互相叽叽喳喳打听着什么。听附近的住家户说,那里成了人市场。人市是当地人的说法,就是现今的劳务市场。那时,城市与农村之间耸立的墙还没有被政策推倒,农民进城是犯大忌的,凡是无证流动的人统统被称为流民。我在那里听见一个生疏的字眼——“丘二”。何为“丘二”?在能找到的资料上都无从核查。一些更有阅历的人告诉我,以前称当兵的叫“丘八”,是将兵字拆开念,意为脚走四方、口吃八方。将人市上找活儿当帮工的人称“丘二”,大概也有此意。解放后,觉得这称谓是一种歧视,便在人们口中消失了。社会上有了做生意的个体户,就是被媒体宣传的万元户,生意做大了要请帮工,因此“丘二”又回到了人们口中,与此同回来的还有人市。个体户请帮工,政策还未明确允许,更何况人市。对改革,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人市对与不对,谁也拿不准,当地有关部门也拿不准,又不好取缔,城管人员便以有碍市容观瞻和交通为由,驱散想当“丘二”的人,阻止市场形成。那时,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乃至政策都还没有准备好接纳他们的空间,生存的艰难,被政策的滞后刻写在他们四处逃窜而惊慌失措的脸上。我多次遇见这种让人心惊的场面,同情和怜悯随我的目光追送给四下逃散的背影。但他们没有屈服,他们用周旋的韧劲存活了下来。直到改革开放形势更加明朗,人市才在那里站稳了地盘。
  当时的人市格局很简单,雇工的个体户和想当“丘二”的农村人,成为一对共生共荣的矛盾体。劳资纠纷不仅从人市得以窥见,媒体也开始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并报道。我也热衷于四处采访,头脑里装了不少有关个体户和“丘二”的原始素材,经过糅合加工,加以想象,写了中篇小说《嘉陵江边一条街》《人市》,分别发表在《当代》和《中国作家》上。这是写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遭遇,是我用小说形式关注市井小人物的开始,是我写进城农民工的发轫之作。
  时间进入本世纪初,政府专门在储奇门花街子划出一块地,建起了劳务市场,占了一幢大楼整整一层。这市场仅与我们报社一墙之隔,站在办公室过道上,透过窗户都就听见市场里的喧闹。从此,人市更近地进入我的视线。每天编辑闲暇之时,我爱站在窗前听人市的嘈杂之声,任思绪腾飞,想象里面的各色人等,以及正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这给我很大的乐趣。花街子是条很有意思的小街,饭店、杂货铺、理发店、麻将馆、录像厅、菜市场应有尽有,是我们每天生活要光顾的地方。有了劳务市场,小街更闹热了。想当帮工的农民脸上再没有以前的惧色,公开拿着介绍自己特长的纸片,在市场外的空地,四下找雇主。有时他们会遭到市场管理人员的吆喝,要他们一律进市场交易。他们不愿进去,因为要缴管理费,他们流露出困惑和无奈。
  这时期,改革开放愈加深入,市里不少企业改制,下岗人员增多,就业竞争更激烈,再就业成为社会一大难题。我想,他们会到人市里来吗?他们的到来会对进城的农民有着怎样的冲击?于是我把人市当成大社会的缩影,开始了有意思的想象。
  时间,修定着政策的不完善。随着政策的开放,农民进城务工得到有力支持,隔离城乡的墙被政策巨大的力量推倒了,他们以前的梦想变成为现实。这时的人市与我作品《人市》的时间已跨过了近三十年,第一代在人市活动的进城农民此时该在何处,我不得而知。现今多是70后、80后,甚至90后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离乡背井进城跟父辈的目的已有了本质的不同。他们有文化,头脑比父辈更灵活。他们进城来所要寻求的不仅是金钱,还有与城里人一样的身份,能够自信而有尊严地活着。但是,他们跟父辈们一样,身份被残酷的城乡二元对立传统观念阻止在了城外,人进了城,灵魂却在城乡结合部游走。我发现他们所处的矛盾比父辈们更复杂了,劳资纠纷外又多了与城里多余劳动力的竞争,还要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城里人是否用平等的目光看待他们?他们自己的心理为身体的进城作好准备没有?政策对他们的进城是否还有疏漏的地方?他们是怀着美好的愿望拥进城市的,他们动用种庄稼的头脑,使出了并不比种庄稼少的力气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他们能实现吗?困难又在哪里?如此等等,更增加我想象的兴趣。
  举两个真实的事例,一个是人市搬到了我们隔壁,报社的保卫部门专门挨个办公室打招呼,一是要锁好门窗、抽屉,二是看见陌生人进办公大楼要盘查。我想,招呼不外是打给隔壁的。但这些年过去了,报社平安无事。另一个是报社这时来了几个农民工,他们做各办公室的清洁、送报纸书信,或帮各办公室跑跑腿。他们都带有家属,租住在报社家属区偏窄的房子里。尽管没发现有人明显歧视他们,但他们很少主动和我们说话,从不跟人争执,即使每月到办公室来领取工钱,也显得畏畏缩缩。算来他们到报社也有二十来年了,现在已有了小孩,缴了赞助费,小孩在附近小学读书,可是他们仍没有真正融入报社大院里的大众,依然静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逢年过节,他们都要回自己的老家,那时段,许多他们帮我们做的事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生活给了他们许多不顺心,他们仍顽强地在这里拼搏,想拼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一个可以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的家。但这一切十分艰难,无论是在城里人还是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城市只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暂且栖身之所,他们的家还在农村。因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根已深深扎入了那块土地,即使他们像风筝飞得再远,魂的线都萦系着那里,那里是他们身心的宅基地。当然回去的人之中有极个别因某种机缘发了财的,但绝大多数被城市消费掉了体力和心力,只有疲惫的身躯和空空的行囊。发了财的衣锦还乡,受到乡邻的羡慕,不得意甚至失意的,回到家乡抚慰身心的创伤。
  这就是现实生活的残酷,这就是城乡二元对立的严峻,这就是人们传统观念的冷漠。于是我多年酝酿,三年写出了这部长篇《门朝天开》,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些残酷、严峻和冷漠,让人们能清醒地认识这些对社会和谐造成的损害,激发人们从自己的观念意识着眼,跟社会一起,找出合理而妥善的解决办法。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城农民工所遭遇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多年以来,中央在每年岁首都以“一号红头文件”聚焦“三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已进入了中央文件的表述,有关进城农民工的各种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社保等等,以前件件艰难,现在一项一项得到改善。
  我作品中的毛狗狗们,在我所熟悉的环境中,在花街子,在人市,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但现实生活中却不存在这个人。作品中的那些残酷、严峻和冷漠给毛狗狗心灵造成了重创,迫使他离开了以为能一显身手、干一番事业的城市,惨然地回到大山围困的老家。这种凄风苦雨的遭遇,是我的艺术虚构。但愿现实中的进城农民工过得比他好。回到家乡的毛狗狗,是否能被先辈们用血汗滋养的地气治好心灵的创伤,积蓄力气,回到城市,那就要看他会遇到什么机缘了。也有可能,毛狗狗再也不会回到城市,因为新农村的发展更需要他这样有文化、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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