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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活着之上》所思所想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3期

 

  写《活着之上》这部小说,我思考了三年,记了近两千条笔记,写作两年,修改一年,每个月修改一遍,共修改了11遍。应该说,态度还是认真的,对文学也是虔诚的。
  我为自己设定了几个目标。第一,在历史层面,我想写出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在时代背景下的价值犹豫与徘徊。因为这个目标,写作是绝对忠于生活的,也可以说是对生活零距离的表现。有的读者说这部小说是写“学术腐败”,我想说,这不是我的核心表达。我的小说是非常平和的,哪怕是写负面因素,也有着存在意义上的可理解性。有人说,现在高校的状态是功利主义的教师培养出功利主义的学生,更激烈的表达是“招天下英才以毁之”。我觉得这样的表达可能还是极端了一点,与普遍的真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激愤固然不是空穴来风,但大多数教师在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之时,还是能够像小说的主人公聂致远一样,守住良知的底线,我在这部小说中还是想表达理想主义对人们的召唤。
  第二,在文化层面,我想探讨一下,传统文化在今天在多大程度上还有着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的意义?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意义的,特别是在人格操守、义利之辩这些方面。有朋友看到草稿说,小说中以曹雪芹为代表的那些文化人物表达的精神力量,还是很难平衡现实生活功利欲求的牵引,这就像一杆秤,所称的物体太沉重,秤砣打不住。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最纠结的问题。多少次我在心中问自己,小说中所推崇的那些文化英雄所代表的那种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现世的自我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定了意义和价值的边界?也许,活着真的就是一切,活着之上则是一个不真实的命题。这种纠结使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动摇,以至失去信心。使我坚持下来的因素有两点。第一,古代那些文化英雄是真实存在,而非虚构。他们以自己的血泪人生证明了,现世的自我并不是最高的终极的价值。第二,我身边有些同事也的确生活得相当的从容而淡定,以至优雅,而不是在现实功利面前放弃所有原则和信念。当然,传统文化并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资源的全部,有的朋友也指出了小说没有写出知识分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的小说的确也没有做更大的展开,如中西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等等。那需要一个大得多的结构,艺术上也不好处理。就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而言,我把小说定位在义利之辩这个范围内,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命题之一,也是当代生活现实与传统文化进行艺术上的对接最恰当的接入口。小说在这个方向上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这也让我感到,小说不论你怎么写,局限性总是存在的。
  第三,在思想层面,我想从具体的生活表现中提纯出具有一定形而上意味的话题,即活着与活着之上,两者在当下的生活语境中,价值上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平衡?活着固然是一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绝对的价值,但活着之上的价值是不是同样也具有真实性和绝对性?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生活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就像小说主人公聂致远所想的那样: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因此,这是一部关于意义的小说。活着固然是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但这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边界。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此,对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这种价值,是我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曹雪芹……用生命给予了证明的。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这种矛盾永远存在,从屈原到曹雪芹,历史上的文化英雄们的选择也摆在那里。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以精神力量呢?
第四,在艺术层面,我试图将上述有着重要意义的话题,融入对日常生活的感性描写之中,也就是说,这些话题并非凭空虚蹈,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或者说,这些话题是接地气的。我试图在写作中追求一点点思想和艺术的原创性,实现自己用毕生的才情和心血去寻找自我表达的艺术理想。
这些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我不敢说。我只能说,我以对自己、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读者能够喜欢,这是我的愿望;喜欢之后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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