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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红旗下的蛋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

  近日,台湾联经出版社拟推出《日夜书》的繁体字版,韩国的Minumsa出版社也拟将这本小说译介给韩国读者。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做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越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以便境外读者更容易抓住故事发展脉络。

  这就有了眼下另一个版本的《日夜书》。虽与中国大陆版本的内容一样,但结构有所变化,篇幅有两三千字的削减,个别衔接性的文字也略有调整。

  三十多年,在历史上几乎只是一瞬。我们几乎不大注意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笔下的美国有何不同,不大注意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笔下的俄国有何不同,更遑论公元前的六世纪和三世纪,在人们视野里经常混沌一片。这就是远观与近观的差异。诸多历史当事人的感受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境内读者亲历或目睹“文革”以来的中国,绝不会把发放粮票和减肥成风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也不会把跳“忠字舞”和当“微博控”这两件事搅成一锅……它们各自的时空定位似乎再清楚不过。但一个境外的远观者,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处境,如何区分这些同样是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如何把一个模糊的瞬间放大为清晰的三十多年?如何理解这些巨大的变化以及变化后面繁复的人生逻辑?

  这就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难度。

  《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放在更大范围里,也是人类故事的一部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勇于反抗,富有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他们是一批“红旗下的蛋(崔健语)”,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诠释了这种革命的延续和流变。有读者认为,这些“蛋”的结局似乎都不大美满,作品的调子略显沉重。我的理解稍有不同。艰难、挫折、错误都是英雄的必修功课——如果我们把英雄从神还原为人。沉重更是欢欣的必要前提——我那些想象中的同辈朋友,那些俗称“老三届”的家伙,如果几十年来他们把这种和那种风险都避开了,把这种和那种便宜都占上了,在历史的航程里永远享受头等舱,他们的欢欣是否有几分空洞和廉价?与一次中了小彩票的洋洋自得是否没多少差别?

  这样的故事能否让境外读者理解,我并没有把握。

  甚至能否让这些当事人自己理解,我也没有把握。2013年,“老三届”中的最低一届的也将要退出职场了。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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