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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虚构的祖父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2期

  我是一个不虚构就不会说实话的人。写小说可以用人物来说实话,小说中的人物能够替我说话,替我骂人,替我进行心理活动、感情生活。我写不好散文,也不爱写,就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诚实和勇敢来直面读者,即便写,也会被自我审视束缚,频频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你的真心感觉吗?没有在用语言作秀吗?常常感到自己过不去这样的自我审问,对文章不断修改,但越改越觉得欠缺诚实,不像自己。我曾经在一本我的小说后记中说:写小说就像小说家做梦,而写后记是小说家说梦,做梦是自然的,诚实的,而说梦免不了掺假。所以我热爱虚构。

  在《陆犯焉识》中,我虚构了自己的祖父。当然,这个祖父是有些影子的。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的虚构都不是纯粹虚构,都是从真实中得到的最初的灵感。 祖父的故事只有几件真实事情作为支点,比如祖父的中学自修,十六岁考大学,以及他留美时代不为人知的爱情,还有祖父不如意的婚姻,那位溺爱祖父又害了祖父的寡居的继母,等等。这些旧事祖母活着的时候说过一些,我的两个姑姑说过一些,上海的老亲戚们也说过一些,拼凑起来像“罗生门”,每个人只对他们记忆的那个局部负责。我喜欢的小说题材就是这样:真实事件不多,留给我大量的想象和虚构的空间体。独特的细节是难以虚构的,而供我虚构的必须巨大。假如太多的真材实料,我反而会感到为难,像是进入了一间塞满家具的房间,东西扔也不舍,留着又嫌平庸,拥挤得我缩手缩脚,也挤掉了舞台戏曲中讲究的神似和写意。不写意,一部小说就缺乏了形而上的力量,就会让我感到写这部小说不过瘾。纳博科夫写作《洛丽塔》不是先有故事,而是偶然看到一个在公园甬道上学溜冰的小姑娘:穿着滑轮鞋的她,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用纳博科夫话说是“迈着和服小步”,摇摇摆摆地向作者走来,青春和稚气,无意间散发的魅惑,这个细节使纳博科感到灵感降临的颤栗。就是这个细节最终升华成《洛丽塔》的意向。

  我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准备《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的写作。直到四年前才动手的原因是细节采集得不够。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遗憾,假如细节再丰富一些,小说的意向会更独特一些。小说越是虚构,细节就越要独特,经看,经玩味。没有最初对细节的把握,写意是没有出处的,就像戏剧舞台上所有无实物的动作,都是从生活中的真实动作提炼的:跨门槛、关门开门、上马下马、吃饭、喝酒、缝衣,观众一看便懂,因为它们把动作提纯到了一种只求神似、近乎符号的程度。因此,我几次去洛杉矶访谈姑姑,就是想从她那里多敲诈一些有关祖父的细节。

  我知道,一篇小说只有一次成活的机会,(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福克纳的《熊》,被他写成短篇,又被他写成中篇。但在惯常案例中,每个作者只能给他的每篇小说一次生命。)作为作者的我总是觉得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像不足月产下的孩子,可以孕育得更饱满一些再出世。既然现在小说已经出世,也就只能祝它一生吉祥了。

  不能说得太多了,否则又成了做梦者说梦,非要把不可言喻的说破,难免添些谎言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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