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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我的“植物说”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6期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平原,是我心中的“平原”。

  从《羊的门》《城的灯》,再到《生命册》,我研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

  《生命册》这部书,我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主要是写“土壤”、或者说写“背景”的。在这部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我”(吴志鹏)的生存“背景”,那就像是一条条血管或者叫“营养钵”。此作正是通过一个“幼芽儿”的成长过程,来展现“背景”及“土壤”的。这里要告诉人们,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发育的。滋养它生命的“营养液”是什么?同时,写“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成一棵树的。尔后,书中的“我”,又怎么成了一个漂泊者,一棵无根的“树”。

  这里说的是平原上的、一个名叫“无梁”的村庄。这个村庄是虚拟的。作品中的“我”(吴志鹏)是从无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可他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他是背着一个乡村在走。他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近六千只眼睛,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他身上的每一条血管都与无梁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精神生态学上说,吴志鹏是一个有“背景”的人。

  一个有“背景”的人在城市里行走,他是奔“灯”而去的。他背负着乡村的日子,朝着城市的灯光,有过沉沦、有过幻灭……可他还在走,身上的负担也并未卸去。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人类在物质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到了一个结点上。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当我们吃饱饭后,我们又面临着新的“生态危机”。以建设为名的这部高速列车已经刹不住了。我们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新的命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灵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上时,大地已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是的,这一切都离我们很近。看见危险了,可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一个在城市里四处漂泊的知识分子,五十四年后,突然发现,他回不去了。正像书中写的那样: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树上?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部“植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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