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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鸿:梁庄的疼痛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5期

  《中国在梁庄》这样一个乡村调查,我想了好多年。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在自己的村庄住下,感受,体验,并做一些调查。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为什么写这样一部作品?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矛盾和痛苦。近五六年,阅读小说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厌倦的感觉,艺术的精美,语言、风格、结构都到了一定程度,甚至过犹不及,但觉得与心灵、与现实太远。所以我一直想,当代文学的审美与现实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误区?我觉得这种误区可能不仅仅是文学的主题或形式问题,而是作家和当代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作者心灵与写作对象之间出了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我进行了好几种文体的转换。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转换过程本身无意间也是在与当代文学的某些问题进行对话。

  最初用的是一种沉思式的抒情体。其实现在我的书稿里面还有这一痕迹。我发现,这样的书写极容易陷入鲁迅的《故乡》的启蒙模式里面。因为这里的叙述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心灵是以有距离的审视为前提的。我们回想一下《故乡》里面分家具的场景,还是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的。当闰土神情麻木地看着作者,并喊出一声“老爷”的时候,知识分子与他的叙述对象之间深不见底的隔阂也遗漏无余。也许,恰是因为作者的身份与思考方式使闰土无语,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内,也无从交流。在作者“悲天悯人”的目光下,作为老农的闰土能讲出他的贫苦生活的某点欢乐或幸福吗?从这一角度来看《故乡》,毋宁说是作者使闰土麻木不知所措。在这种情景之下,闰土会和他有交流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鲁迅的审视里面有自我的紧张、反省与痛苦在里面的,这也多少改变了他和人物的关系。现当代以来的小说多了启蒙的审视,但却少了心灵的自省。

  后来改用一种思辩体和议论体。议论居多,观点居多。也放弃了。其实你的观点并没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深刻和全面,而实际上,我所重点考察的并非是社会层面的乡村组织结构、体制、经济、政治等,也不是一种固化的民族性格,而着重于现在,着重于当代,当代乡村的情感状态。不管这种情感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制度,还是我们的政治,它们折射在乡村生命身上,造成了这样种种创伤和疼痛。议论容易陷于空泛,容易陷于一种简单的激愤之中,而忽略了乡村生命样态本身的丰富度和启发性。

  这才是现在这种以乡村人物自述为中心,以我的故乡之行为线索,有点像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的,又有点像文学的杂糅文体。它是开放的,作者、乡村、人物和读者之间心灵是平等和开放的,彼此是可理解的,容纳的。不要修辞,不要比喻,那种随意的、充满棱角与意外的语言,让读者看到我在村里说话聊天,看到我的乡亲们在乡间地头、房屋巷口坐着、站着和我说话,让读者也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感受到他们说话时的姿势和眼神。我想强调一种“在场”感,作者、读者和人物在同一段历史和时间之内,而不是单纯的观望者和审视者,这样,才有可能更深刻地进入乡村生命的内部,可以真正感受他们的悲伤、疼痛或者欢乐、幸福,并真正察觉他们所处的历史处境及痛苦的来源。我努力感同身受,不但希望体会他们的疼痛和黑暗,还试图准确把握他们的疼痛与黑暗的点位在哪里,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有真正的理解。

  但我知道,即使这样,我所写的《中国在梁庄》仍然只是梁庄最微小最表层的疼痛,那更深更远的疼痛我还没有触到。它很难触到,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自民族诞生以来就在那里,被历史、政治和各种话语给深深埋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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