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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妖:从一个充满恐惧的灵魂里慢慢挣脱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4期

  《北京小兽》出版后,在读者沙龙上,我说,感谢拒绝过我的十几个出版社,你们给我再次修改这篇小说的机会,可以以一个相对不遗憾的面目出现。所以,有时一件事不顺利,未必一定是坏事——这是一个幸运者的口气。而日记提醒我,真正不顺利时,那种痛苦并非这些轻松话语可以开解及安慰。

  2006年时,我感觉自己一直像在走一条黑暗长廊。我徘徊在主流价值观,却没发现这主流里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工作六年,刚入社会的新鲜感、兴奋感都让位于疲倦,疲倦高得堵住了嗓子眼,好像随时能窒息我。

  我辞职,放任自己不靠谱,这样了以后,我惊讶发现,谁也没有拿我怎么样。我去旅行,一个人沿着大连的滨海路走了三天,冬天的海边公园,我走了很远发现那是一座山,到山腰时,路灯刷地亮起,一座山只有我一个人。晚上住在一家只有一个看门人的宾馆,一个客人也没有,没有空调,水管冻裂了,晚上洗脸,要从桶里向外舀水。

  我从原先的生活轨道脱离出来。之前,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努力上班,谨小慎微地当一名小白领——我甚至深深地为当自由撰稿人的朋友们担心:钱花完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身为一名中国人,我天生懂得什么是恐惧。可是那一年,我突然成了一名晃膀子——在听完我对晃膀子的解释后,一个朋友说:在我们农村,管这种人,叫做二流子。

  这就是我的2007年,晃膀子,或者二流子。我去北戴河的海边租一个小公寓,没网络,每天自己煮挂面,想吃点别的就得走几里路才有饭馆。上午写作,下午去海边散步。在这种浪漫的生活里,我很现实地想着,要买一双鞋,因为我的鞋底儿断了。可我兜里的钱就快花完了。那是旅游淡季,景区没有游客也没有本地人,只有无数个工地,我在街上走,头顶上的工人纷纷冲我吹口哨——我是他们见到的唯一的、活的、年轻女人。四月份的最后几天,附近开始有了小商店,我看到灯光明晃晃的,挤满了人,也奋不顾身地挤进去,发现那就是一个小商店,摆着方便面、瓶装饮料,冰激凌。我不知道我身边挤来挤去的人们在看啥——他们都戴着安全帽,穿得破破的,裤腰松松垮垮地,我知道他们就是在头顶冲我吹口哨的人。我想,大概在这地方呆太久了,颜色太单调,而方便面饮料瓶是花花绿绿的,显得格外好看吧?

  真的,那个地方,沙滩是灰白色,海是蓝色,天是蓝的。除此之外,就什么颜色都没有了。有时刮一夜大风——海边的那种大风,吹起来像是世界末日——第二天,海水变成黑的,沙滩上尽是被刮上来的破烂,像大海把它黑色的底儿兜了上来。

  我还跟朋友徒步北京,在夏天的晚上。那时我的钱已经不够我去外地晃膀子了。我从东四环走到西三环,在地铁口摊开书念里尔克。我想我再也不会有勇气在公共场合念里尔克了。那时我高度紧张、敏锐,像一把剑在高温中反复淬炼,即将出炉时,异常脆弱危险。

  那一年我写完了《北京小兽》的第一稿。犹如在地下挖矿,我所有的工具是一双手,一把勺子一般的手铲。窒息、逼仄、每向前推进一寸都很吃力。我被这个过程改变,仿佛肉身变得轻盈(因为要通过狭窄的隧道?)。我没那么害怕了。我突然觉得,当一个没有社保、不结婚不生育、老无所依的女人,并不是一个特别过分的要求。于是我2009年再次辞职,为了写完这篇小说。

  现在是2012年,我比以前更不靠谱,我的行李分别放在北京、大理、绍兴一个朋友的车库和另一个朋友的汽车后备厢里。我自己拉着一个箱子,在这儿呆几天,到那儿过几夜。和之前有计划的生活相比,我现在更幸福。幸福不是因为颠沛流离,而是来自内心的自由感。我感觉自己,从一个充满恐惧的灵魂里慢慢挣脱。这是写作给我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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