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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子围:人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2期

   人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是布鲁克说过的,我觉得特别契合我写《童年书》最初的想法。中年后的一天,突然觉得自己的童年越来越远离了,很多记忆变得模糊、碎片化甚至不可思议了,如同冰封下的图景。后来整理那一段记忆,把二十世纪那一个遥远林区、一群孩子成长的生活放在当下思考和当下价值过滤的原点,去点击和刷新,我才知道,“快乐的童年”在个体生命体验里并不是事实。我能做的也许仅仅在于忠实地记录和付出我最大的真诚。

  我出生于1962年,那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先天营养不足。物质是一方面,而精神的缺失来得更加严酷。很多年里,除了我生活的窄小环境里,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和我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那一段时间,我查阅了1962年的大事记,我惊异地发现,其实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不能说跟这个世界无关。那之前,实行全国性下放。“六二压”,即全国六千万职工有两千万下放农村。本来对婚姻毫无准备的母亲为了避免被下放,匆忙和我父亲结婚,于是,我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一年,国务院下发了一个关于花生米的正式文件——“近来对外宴会上吃花生米的现象相当普遍……根据总理指示,请各地今后举行对外宴会一律不要供应花生米”。其实花生米也是我记忆中的疼点,小时候过年,邻居家收到山东老家邮来的花生米,一包二斤,偶尔会给我们抓一把,那一把也就二十粒左右,当时我觉得花生米是世界上最好吃也是最奢侈的东西。1976年,街上宣传板上布满了打倒“四人帮”的漫画,其中一幅是说江青很腐败,到大寨视察吃了花生米。当时我想,江青真是太腐败了,她的桌子上竟然有一盘花生米,而不是二十几粒。

  小说《童年书》故事所处的那一年是1974年,也是我的第一个生命循环时间,第一个本命年。那一年,天津小靳庄农民诗歌走红全国。在当时,劳动比知识光荣很多,我所在的小学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实行五年制,很多时间都在“学工学农,学习政治”。我还记得秋天上演的电影《决裂》,龙校长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工农子弟李金凤只会写“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几个字就被大学录取了。

  饥饿仍然困扰着正长身体而每月仅仅供应16斤粮食的我们。那一年,世界上爆发了石油危机,原油价格突破每桶3美元,吓坏了当时世界上很多经济大鳄,但我敢说他们无论怎样都不敢想象,仅仅过了30年石油会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年底,《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建设蒸蒸日上……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

  《童年书》里发生的故事与大的事件距离那么遥远,它只是那个时空里极其细微和渺小的,是整个世界大背景里雄伟和荒谬组合中被忽视的另一部分。

  《童年书》英文版出版之后,《欧洲时报》有一个专访,他们说小说写的是作家童年的一个片段,小说以最大的真诚定格了特定时间里的孩子们,他们永远停留在那里,不再长大,与未来的访问者(读者)对话。小说中文版出版后,我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科技发展到足以让我们冷冻起来,而在若干年后解冻生命和意识,那个结果是无法想象的,我能想到的一点是,天然性被格式化后,错误也许是灾难性的。

  写《童年书》时我的年龄不小了,但创作还处于不够成熟的状态,希望《童年书》成为我创作生涯的重要标志,使我真的走出创作的童年,向成熟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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