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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栋:寻找之苦和融入之难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5期

  有读者朋友说,《年日如草》是一部写“变”的小说,写社会之变,人心之变,价值观之变。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更愿意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想法,这两个词就是寻找和融入。小说中的主人公曹大屯十八岁走进城市,就是为寻找幸福而来,但他没有想到融入城市的痛苦和精神煎熬是如此巨大。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只不过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感受。这部小说涉及到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特有的“农转非”现象,关注农转非后农村人来到城市后的生存状态。这也正契合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汹涌的城市化进程。小说的主人公曹大屯以及他的家庭,正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这个“特殊群体”。

  实话实说,曹大屯身上融入了我个人的记忆和经验。我本人就是通过“农转非”这种中国特有的现象,从山东最北边一个偏僻的村庄来到省会济南的,那时候我还在县城读中学。尽管我两年后才来到济南,但当时,我的心早就来了,我对济南这座城市充满向往。这种“城市梦”,那个时候很普遍,这是当时的城乡“二元”社会和计划经济决定的。那时候城市里没有几个打工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农村人来说,城市神秘、陌生而又遥远,他们根本不了解城市,觉得城市里什么都好。我父亲单位家属院里,像“农转非”这种情况的,大概能占到三分之一。大家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变成城市人了,可是真的走进来,才发现不仅仅是生存不容易,还有好多的不适应,他们的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但心还是农村人的心,也可以说是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就真的能把人撞毁。我的一个邻居,来济南时,二十来岁,小伙子壮壮的黑黑的,老实又本分,但没有文化,进了一家汽修厂上班,开始整天乐呵呵的,可过了不到两年,精神病了,天天钻到卫生间里冲澡,一天能用掉两块香皂,据说是厂里的同事看不起他,耍他玩儿,说他身上有味儿,加上遇到点儿感情挫折,崩溃了,后来只好又回农村去了。他父亲也提前办了内退,陪他回到老家,听说给他买了几只羊,天天在家放羊。

  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的事儿,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些人真的不容易,他们不同于那些从农村考入城市的大中专毕业生,那是“鲤鱼跳龙门”,当时还是国家包分配,工作都不错,有先天性的心理优势;他们又不同于后来的打工者,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很自然退回到乡村的那个家;而这部分人,他们是来城市扎根的,他们退不回去,他们当中,大都是失败者。他们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挣扎呢?他们到底在城市里是如何生活的?这也许就是促使我写就这部小说最直接的原因吧。

  开始动笔之前,我想得较多还是小说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处于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小说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一部小说,如果不面对这个时代的疑问和痛苦,就很难说有现实意义可言。

  所以我塑造了曹大屯这个人物形象。这是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正是当下小说创作中被忽视的。最主要的是,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不管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我还是试图想赋予他一些新意。比如他尴尬的身份,他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他无所适从,他踯躅、彷徨、寻找,他试图融入其中,但这太难了,不仅在生存上,更在心灵上,所以他的挣扎和痛苦都是双重的。当然,他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他们的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但心还是农村人的心。

  我记录的是刚刚过去或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好写,把握起来难度很大。开了两次头,每次都写到三四万字吧,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把人物写死了,只好推翻重来。后来读《圣经·诗篇》,读到这几句诗,心里一下子激动起来,一下子把好多东西激活了。所以,小说得先有一个自己心里觉得合适的名字。《十月·长篇小说》发表这部长篇小说时,在刊物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部力图革新生活的个人奋斗史,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这句活说到我心里去了,多多少少满足了我的一些虚荣心。

  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命运,永远值得我们写作者去书写。
 
  感谢作家出版社、《十月》杂志和《长篇小说选刊》的各位编辑老师对这部小说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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