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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熬过长夜的黎明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

  一百年前,我生活的这座城,并没有我的亲人。可是一百年后,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过程中,有寻到了亲人的感觉。

  还是在非典时期,我知道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在清王朝末年,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鼠疫。当时的哈尔滨因中东铁路贯通,人口激增,但总人口也不过十万,且多数是俄国人。鼠疫爆发在只有两万多人口的中国人聚居区的傅家甸,亡者高达五千余人!而最终控制住了这场鼠疫的,是一个华侨医生伍连德。他采取了一系列科学的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将患病者分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隔离(这也是我们在非典时所采取的措施),及至调动陆军封城。鼠疫消亡的那年,清王朝灭亡了。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我开始查阅相关资料,渐渐树立了写作的信心,开始了一次“瘟疫之旅”。

  伍连德这个人物,一度曾被历史淹没,我想这与他置身的时代有关。似乎清王朝灭亡了,王朝末年的一些英雄之举也跟着一笔勾销了。还有,我们对英雄的理解和定位过于主观主义,我们更在意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更在意那些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英雄,而对以科学为人类带来福祉的英雄重视不够。

  伍连德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但这部小说仅仅突出他,也就失去意义了。我想只有写出鼠疫中老哈尔滨的风情,写出市井百态,写出那些饱受瘟疫折磨的人们对生的渴望,让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在鼠疫中流淌,小说才立得起来。即便尊重史实,也一定不能让自己的想象力沉睡,因为只有在小说中开辟了艺术天地,安置了你悉心栽培的人物,小说才会活起来。所以《白雪乌鸦》中,伍连德、于驷兴等个别人物是史书上有的,而更多我描绘的人物,如马车夫王春申,妓女翟芳桂,出宫的太监翟役生,商人傅百川,点心铺子的女主人于晴秀,人见人爱的喜岁等等,都是我心中生长起来的人物。

  写作之前,我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要想了解百年前哈尔滨的社会生活情态,不依靠史料是不行的。那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对我却有很大的触动。比如当时一个警察向一个妓女借了两个卢布没还,就被判做了两个月的苦工。这说明晚清的社会生活情态,并不像我们臆想的那样一团漆黑。再比如伍连德在哈尔滨解剖的那具日本女人的尸体,是东北医学史上第一次解剖尸体。而为了防止鼠疫扩散,摄政王载沣听从了伍连德的建议,在年关时刻,下旨焚烧几千具尸体,这让我无比震撼。我在复原老哈尔滨的时候,要了解当时的城市风貌,街巷布局,比如那时的道台府在哪,日本人的当铺在哪,我在省图书馆从四维胶片上逐页地查阅《远东报》,把眼睛都看花了。在典藏室,我还看到了伍连德在鼠疫之后撰写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影印本,并浏览了当时沈阳出版的日文报纸。虽然看不懂内容,但一些广告,也给我启示。比如鼠疫期间日文报纸上有这样一则广告,一个大老鼠拈着花手绢,擦着眼泪,下边是卫生消毒器和一种防鼠疫的药品名称。这些资料给我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出版后,很多记者向我抛来同一个问题:加缪的《鼠疫》已经深入人心,是什么动力让你还能抒写这个题材?我只想说,如果我写出了一个完全有别于经典文本的东方的鼠疫故事,不管人们是否认可,我都会心安的。因为我针对同样的题材,做了自己的文学表达,而这需要写作者的勇气。在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我庆幸自己有能力将笔从青山绿水中,转入到一场百年前的市井大瘟疫中,并且融入其中,经受又一次写作的锤炼。

  写作《白雪乌鸦》,就像是在黑暗中跋涉,说不出的沉郁,说不出的忧伤!但我的心从未绝望过,因为小说中洋溢的人间暖流,伴我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长夜。鼠疫后的黎明,注定带着血色,因为它在冲破黑暗的时候,留下了缕缕伤痕。能用笔勾勒黎明的伤痕,多么苍凉,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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