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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秉德女人》创作杂记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2期

  五叔是五十年代考到沈阳鲁迅美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要五叔从外面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必聚到一起开会,听五叔讲话。五叔是公家人,是国家的人,他讲的事都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国家的事,什么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什么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卫星,那样的时刻真是美妙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的脸上,每个人的脸都微微涨红,仿佛五叔的话是从国家这个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点点渗进了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种会让我难忘,那是生产队里召开的学“毛选”大会。那是文革初期,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树林里等待老队长的哨声,他哨声一响,我便撒野往家跑。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去开会需要我牵着他的手。父亲在那样的会上非常激动,抱着我听队长在上边念报纸讲话,下颌的胡须往往不住地抖动,身子一颤一颤,就像有什么东西正通过队长的话语传进父亲的身体……多年之后,我因为写作从乡村走出,在县城文化馆工作,有两年还阴差阳错地做了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变成了公家人,每周末回到乡下的晚上,父亲和三个哥嫂必定自动向我围来,像当年全家人围住五叔一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五叔的角色,讲我所能知道的那一点点外面的事国家的事。那时我已恋爱,回乡下必带男朋友,几次之后,男朋友因为不能在更多的时间里和我亲密,再也不跟我去了。然而我从未因此而修改日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和哥哥脸上的光……又是一些年之后,因为写作,我散漫的内心经历了由对秩序的渴望到对秩序的排斥,以及到对无秩序的自由精神的强烈向往,我毅然辞掉文化局的工作,从县城调到大连,又在不断写作的努力中有机会做了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意味着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必开一些无聊的会,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相当不易,可是没有人知道,当我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坐在家里,再也不能经常出去开会,我的哥哥们是多么失落!偶尔地,我外出采风被哥哥们知道,他们会赶紧打来电话,兴冲冲问,怎么出去啦?开会么?每当这时,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仿佛做了亏心事。

  2005年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当时89岁的老母亲去移动通讯公司交电话费,面对站在柜台里的服务员排队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坐在身边的老母不无遗憾地说:“你这辈子是不是再也不能像那些闺女那样干公家的活儿了?”我一时热泪盈眶,似乎终于明白,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遥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人的一种存在感,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这种需求,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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