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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童:关于《河岸》的写作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特刊8卷

  1. 对于我来说,《河岸》的写作是完成一个夙愿。很早以前,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实现一个个人计划——用一部小说去捕捉河流之光。河流从来都是富有灵魂的,而我与河流的灵魂天生是亲近的,得出这个结论,并非是出于浪漫的诗性,恰好是一种务实的理性,我梳理了我与河流的关系,河流给我以安全感,或者说,我内心始终崇拜着河流。我从小住在苏州的河边,现在住在南京的江边,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认为河流收藏了世界最大的秘密,去向河水打听密码,是一件艰巨而神奇的工作,我自知无法完成,于是我把这工作交给了小说里的主人公库东亮,让他去破解河水的密语。他很不幸,但也很幸运,他破解了河水的密语,这个人物,因此生活在河流之光里。

  2.《河岸》不仅是关于河流的故事,也是文革后期三个半孤儿的故事。父亲,傻子扁金,慧仙,都是孤儿,而主人公库东亮,应该算是半个孤儿。众所周知,孤儿们是被抛弃的,是被放逐的,他们如何成长,如何安置自己,或者如何获救,是一个残酷的悬念。对于《河岸》中的孤儿们来说,成长是在压抑中开始,家是在驳船上漂流,而河流意外地成为他们的土地,这三个半孤儿的命运也许是独特的,也许并不独特,是普遍的。从一个阴郁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阴郁的受难求救的故事,从一个明亮的角度看,却是一个明亮的寻找天堂的故事。我不愿意奢谈主题,但我愿意让这小说的主题具有开放性,即便与此相关的所有关键词都在相互寻找,河与岸,记忆与遗忘,光荣与羞耻,罪恶与救赎,遗弃与接纳,父与子,爱与恨,它们都在相互寻找,所以,最终这也许还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3. 很多年前,我想象中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少年沿着河岸流浪,走过一个一个城乡村镇,寻找所谓河流的秘密。现在我仍然能看见那个少年的身影,只不过现在他行走的身影也出现在河流之上了。
  河与岸必然要同时书写。
  土地是河流的桎梏,也是河流的河床所在。其实我无意强调河与岸的二元对立,只是借此探索流动的乡土,世界的中央,角落或者尽头,是否可以寻见最好的家园。
  说到流浪,我的理解也有了一些变化,它暗指人的命运,可能不是一个抒情性的修辞,可能是一个严峻的常识。

  4. 我承认我一直热衷于表达父子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仅紧张,而且特别具有弹性,寓含了很多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意味。
  《河流》中由邓少香奶奶牵引的一条血统的红线一直在跳跃,而父子关系是《河岸》中的核心人物关系,也是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动力,邓少香一去,《河岸》中人物的母亲都处于失散状态,父亲的幽灵和肉身却开始四处游荡。
  库家父子是一本说明书。他们的父子关系令人感到压抑,压迫导致反抗,反抗导致更加残酷的压迫,这种关系一直紧张得倾向于崩溃,然后却自然地修复,更加紧密。他们的关系也许必然是紧密的,因为我们习惯的逻辑与伦理不容许他们再失散。

  5. 我一直认为60年代的一代人看待“后文革”时代,由于一种无可避免的“童年视角”影响,书写态度有点分裂,真实记忆中的苦难感有点模糊,而“革命”所带有的狂欢色彩非常清晰,这样的记忆,悲哀往往更多来自理性,是理性追加的。如果说这一代人对于“革命”有焦虑,那是理性的焦虑。
  《河流》中应该有我对六七十年代的记忆,但这个人记忆处于一个脆弱的地位。记忆的力量从来大不过虚构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被理性调整甚至修剪。打开记忆之门,是为了让漂浮的记忆稳定下来,要成形,要凝结,并且还要扩张,或者辐射,最后依赖于理性的组合,而这类组合说到底是叙述。所以,小说里的河流与其说来自记忆,来自文化想象,不如说是来自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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