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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禾:奴性是怎样炼成的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6期

  这本书在心里孕育了二十年。十五年前写过一稿,一些章节在杂志上发表过。七年前把它扔掉,重写成现在的样子。原名《二十世纪的爱情》。它本来是要写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所走过的人生历程,而写作的过程却引导我向故事的深处走,走到《父亲和她们》,婚姻和爱情成为人类文明一个重大问题的载体,承载了中国几代人的自由问题。本来,爱情和自由就是人类文明最紧密的联结体,自由不但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爱情的基本保障。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曾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我以崇拜的目光仰望着他们,听母亲和邻居用钦羡的口吻传讲他们的风流韵事和惊世骇俗的逸事。我看着他们长大,有一天忽然惊奇地发现,他们与县城的男女干部并无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个口袋的灰褂子,一样的谨言慎行的举止,宣讲文件时一样的腔调,讲话时一样的套话假话,而且对自己的庸碌一样地浑然不觉。他当年那倜傥的风度、激越的锐气到哪里去了?现在他老了,好像更加笃信那教育他变成今天这样的哲学和文化,他觉得维护这些东西是他天经地义的责任,他更愿意做迷途的青少年的导师,以一生的心得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懂责任,守纪律,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我忽然觉悟到,“二十世纪的爱情”其实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被改造的故事。他被改造,因为他不听话。在家不听父母的,到社会上不听领导的,摔跟头怨不得别人。马文昌折腾了一生回到原配妻子身边,老老实实过日子,听她的调教,这是一个螺旋,他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了,这里不是原点。虽然历尽坎坷,他总算明白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按“父亲”晚年的心得体会,他把这句话解释为: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干什么,自由是对现实秩序的认识。)这些坎坷总算没白受。

  “娘”这个形象很多地方借鉴了我母亲。我母亲管教我,用的是她没有底线的爱,不计利害的付出。我每一次对她的反叛都是对她的伤害,最终带来的是我深深的愧疚,深深的悔恨,直到她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我从她那里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学会了处世的方法,学会了保护自己,她对我的改造让我心悦诚服。我一点也不怨恨她为了不让我写作藏起我的笔,烧掉我的诗集;为了不让我惹事,她不许我在妻子面前发社会牢骚;当朋友到家里来时,她彻夜不睡,只要发现我有出格的话,马上就会在薄篱那边发出一声咳嗽。现在,为了这部小说,我真地忍心说“娘”是改造“父亲”的帮凶吗?她那么善良、宽宏,坚韧、智慧,忍辱负重,一次次从危难中拯救伤害她的那个“不讲理的”“浑货”,她是这本书中最完美的形象,几乎可以说是马家的圣母,曾让读她的朋友感动流泪。

  奴性就是这样炼成的。在家庭与社会的夹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会继续改造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孩子,奴化是为了让他的人生少受坎坷。我当然也会加入这改造下一代的行列。为了把这部关于自由和改造的书写得新鲜一点,温柔敦厚一点,我不得不使出了多角度、多幕式的结构,选用了诗性的、谐趣的笔调,那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叙述的自由。萨特不是说过吗,“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当然,我寻求的这个叙述的自由,最终也可能成为我叙述的束缚。所以,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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