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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翎:回乡的旅途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2期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踏上了加拿大的留学之旅。九月的一个下午,同学开着一辆轰隆作响的破车,带我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行到半路的时候,我们的车胎爆裂了。在等待救援的百无聊赖之中,我开始不安分地四下走动起来。就是这时,我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墓碑上尚存留的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

  他们就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被秋阳熨拂得十分妥贴平整的心情,突然间生出了一些皱褶。我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一本关于这些在墓碑底下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的书。
可是最初的这丝感动很快被应接不暇的生活需要所吞啮。直到二〇〇三年夏天。

  那个夏天我受邀参加海外作家回国采风团,来到了著名的侨乡,四邑之一的广东开平。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后来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碉楼。我们的领队通过关系进入了一座尚未被后人的油漆刷和水泥刀碰触过的旧碉楼。

  楼很旧了。墙上挂着一些泛黄的字画,据说是女主人在等候出洋丈夫的漫长岁月里所作。走上三楼时,我看见了一个深红色的梨木大衣柜,里边有一件女人的衣服。一只袖子胡乱地塞在衣兜里,仿佛女主人是在一片仓促之中脱下锦衣换上便装出走的。我把袖子从衣兜里扯出来,却意想不到地扯出了另一片惊异——原来这件夹袄的袖筒里藏着一双长筒玻璃丝袜。袜子大约洗过多水,早已失却了经纬交织的劲道,后跟上有一个洞眼,一路挂丝到裆下。我用食指抚着那个洞眼,突然感觉有一股酥麻,如微弱的电流从指尖颤颤地传到头顶。

  是她在呼唤我么,这件衣服的主人?我强烈感觉到,我写《金山》的时候快要到了。

  我被这种感觉又追了两年。这本书和现代都市小说的书写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所涵盖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框架里。必须准备着久久不吭一声地做足案头研究。由于当年的华工大都是文盲,除了两次去开平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实地考察之外,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是通过几所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及加拿大联邦和省市档案馆的存档文献和照片展开的。同样一段历史,中西两个版本的回溯中却有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碰撞和对应。当我一头扎进深潭般的史料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对这段历史的一些固有概念被不知不觉地动摇和颠覆了。我决定摒弃某些熟稔而舒适的概念和口号,进入一种客观平实的人生书写。我不再打算叙述一段宏大的历史,而把关注点转入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命运上。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我发现了一张抵埠华人的合影。这张照片突然吸引了我的眼球,我注意到在众多神情疲惫的过埠客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这副眼镜如引信,瞬间点燃了我的灵感。那个在我心目中孕育了多年的小说主人公方得法,就在即将出世的那一刻里改变了他的属性。我决定剥除他的无知。一个在乱世中背井离乡的男人,当他用知识打开的眼睛来巡视故土和他乡时,那会是何等一种的苍痍。
我对重塑历史真实的艰难有了充分的设想和准备,可是我并没有意识到细节重塑的艰难。我需要了解粤剧历史中男全班和女全班的背景;我需要知道最早的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我需要明白二十世纪初的广东碉楼里使用的是什么枪枝。等等。这些惊人数量的细节,使得我的写作变得磕磕绊绊起来。有时为一个三两行字的叙述,我必须在网上书本里和电话上消耗几个晚上的时间。

  写完《金山》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是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中旬,离圣诞只有一周了。一片从未有过的安宁如水涌上心头:那些长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独灵魂,已经搭乘着我的笔生出的长风,完成了一趟回乡的旅途——尽管是在一个世纪之后。

  愿这些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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