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可以想象，当格非选定“春尽江南”这四个字，作为他这七八年来断续完成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终结篇篇目的时候，更具体地说，当他在“春”和“江南”之间硬生生地嵌入一个“尽”的时候，他的心情多半是寂寥、悲切，甚至是无法排遣、沉重如山的绝望。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来不乏伤春悲秋的调子，却同样有无数对无尽春光的赞美，而江南的春天更是引无数骚人墨客吟咏酬唱，长歌短章，从来不绝。格非清楚，这一个“尽”字，其中的滋味、分量就更值得我们认真面对深入思考了。

　　格非即将结束整部小说写作之时，正是主人公谭端午终于看完欧阳修《新五代史》之际。谭端午读史过程中感觉最“触目惊心”之一，便是那撰史者议论前的“呜呼”二字。当格非在键盘上敲出“呜呼”二字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心底一定也有一声长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写作《春尽江南》，恐怕就正是将它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来对待的。

　　整个《春尽江南》，实质上的核心人物乃是谭端午。小说以他为中心，向外延展，涉及的人物不能算很多，可是铺展开，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浓缩版。他们在这个时代颇具代表性，妻子是律师，昔日诗友今日报社副总编，房地产老板，小学即将毕业的儿子等等，除了那个绿珠，很像作者一厢情愿为男主人公找的红颜知己外，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年男人及其家庭可能有的社会关系的全部。而他自己，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上海求学并成长起来的诗人，阴差阳错地回到故乡，最终成了地方志办公室的一员。

　　在《春尽江南》中，格非给出的方法是诗。小说不止一次地提到庄子，其实，庄子的方法也就是诗的方法；诗的方法也就是庄子的方法。诗是避难所，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这里，诗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诗让我们敏感，给我们烛照出时代的病灶；诗带给我们纯真和崇高、正义和真理。

　　然而，诗人是脆弱的。已经演成20世纪以来重大社会问题的“诗人之死”无疑向我们发出了强烈的质疑：诗真的有“改变世界”的伟力吗？而这也正是我不满意于《春尽江南》之所在。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我看到格非在一步步退却。写作的方向正与历史相背而行。从晚清到50～60年代的人民公社，再到80～90年代，这是三部曲的时间脉络。

　　我理解格非的苦衷。现实似乎没有给我们多少希望。不跟时代作对，而又要自外于时代委实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诗在这时无疑给了我们安慰。但诗只能拯救诗人和读诗者的灵魂，却不能“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端午当然可以庄子的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为自己辩解、宽慰乃至持守，可是，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更雄壮的诗。

　　为了世界的重生，我宁愿诗死掉。

　　我知道这是一句愤激之辞。而且，将“诗”狭隘化了。所有的乌托邦都是诗。显然，这里的“乌托邦”，并非卡尔?曼海姆界定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指人类从来都不可能死绝的、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郭春林 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

　　红柯的《生命树》展示了作者的“新神话写作”具有强大的现实生活概括力。但红柯在强化自己的现实生活概括力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天山系列”原有的神话原型隐喻风格。小说中的生命树即作者重构的一个原型神话。这个树的原型是由公牛和神龟两个动物原型神奇地组合而成的。按照作品中的说法，牛是善良与力量的化身，而龟是智慧和狡黠的化身。牛身在凡尘但始终葆有神性，而龟匍匐在大地深处，隐喻着人性内在的欲望与灰暗。小说中牛禄喜的弟弟牛禄棋及其妻就是典型的龟性人格，他们设计骗走了哥哥的全部存款。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身上都隐隐约约地经历过从尚“龟”到崇“牛”的转变。

　　首先是马燕红，她进城念书是为了考大学，是为了追求智慧，但在经历偶然性的强暴事件后，她在偏僻的村庄里完成了顿悟，她在挤牛奶的过程中悟到了佛性，是牛让她返璞归真，让她重归处子，于是她放弃了高考，此后她的生活一直与牛车相连。马燕红的人生正好体现了由追求龟的智慧到认同牛的朴拙的过程。再是王蓝蓝，她的爱情婚姻观念也经历了与马燕红类似的由龟至牛的精神轨迹。王蓝蓝最初崇拜的是陈辉那种城府很深、经验老到的男人，但结婚之后她猛然意识到了这种龟性男人的可怕，她转而想念初恋男友宋乐的单纯和愚鲁，于是她投向了宋乐的替代品张海涛的怀抱，她想体验牛性男人的刚健与质朴。虽未与陈辉离婚，但王蓝蓝最后选择了离家到偏远的山区中学教书，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她昔日的学生马燕红赶着牛车送她去的学校。还有徐莉莉，马燕红的偶然遭遇给徐莉莉的内心带来了创伤，导致她大学期间沉迷文学作品，像乌龟一样在知识的泥塘中奔突，她的猜忌和多疑伤害了杜玉浦，婚后又间接导致了杜玉浦的早衰甚至中年病亡，此后徐莉莉在痛苦中觉悟，她开始真正地理解了自己早年写的一篇论文的原意，原来孔子当年西行不是因为老子而得道，而是因为孔子从驾的牛车上悟到了人生的真谛。甚至还有马燕红的弟弟马亮亮，这个陈辉的得意弟子，他不仅在学习上得了猜题大师陈辉的真传，而且在爱情上也传承了陈辉的老谋深算，他与江南女子的恋爱渗透了陈辉的影子且变本加厉，终至分手，其后他回归牛的本真和质朴，才赢得了意大利姑娘的芳心。

　　不难看出，这些人物的人生命运都与马燕红的一次偶然遭遇有关，而且他们的人生转变中非理性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形态隐含了某种内部的断裂性，甚至是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性和悖谬性。但作者的叙述态度是客观而节制的，我们无法直接辨别作者的情感价值判断立场。但就在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客观叙述中，作者实现了他的反讽诉求。事实上，红柯的价值评判在牛禄喜的人生遭际讲述中相对明晰。牛禄喜并不全然具有牛性人格，他只有善没有力，而善与力的结合才是神话中大公牛的精神内核。天性尚力，地性崇德。牛禄喜有德乏力，他并不是神话中大公牛的真正传人，他给李爱琴带来的巨大痛苦正是他无力的苦果。牛禄喜的命运遭际具有讽喻性，有关他的叙事强化了《生命树》作为反讽神话的特质。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愿意把刘辰希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反抗者。他怀抱着光明与爱的强烈诉求，以青春的无邪无畏，把我们这个残缺的成人世界放到了被告席上；因坚信爱与光明，他举着小小的火把，带领遍体鳞伤的兄弟姐妹奔突在被遗忘的幽暗辖区。《游离态辖区》和《终极游离》是同一批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两部小说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向黑暗抗争，摸索着明天的出口。而遮蔽这些边缘少年和青年们的黑暗，既有非主流的黑社会生活，也来自主流社会的巨大冷漠。

　　写《游离态辖区》时，刘辰希18岁，他这样理解和他的主人公一样的无助的边缘少年：“生活在一片光明之中的我们，无法想象黑夜究竟有多黑。”小说的主人公洪申是个丧失父母的孩子。他的成长中缺少关心与呵护，他把争勇斗狠，抚弱助小当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也是汲取了江湖与民间道德中真善美价值的人物。围绕在他身边的少男少女也不尽是边缘学生，而是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代人，他们其实是在精神上集体地被社会所漠视的一代。《终极游离》写于五年后。尘埃落定，当年的少年们走上各自的归属，留下主人公洪申等别无选择地走着命定的江湖路。五年里，刘辰希也从一个高二学生步入社会，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赋予他始终保持作家应有的担当，这种精神气质在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一脉相承的体现，他需要他的人物成长下去，胜于他对小说“打黑题材”的选择。他要他的人物步入社会面对价值混乱的世界，为了看到他们寻找人生前进的方向，并最终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因此，写黑暗的生活，作品却是穿透着阳光。

　　八○后生逢物质盛世，社会观念从封闭到开放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压抑青春冲动的那些成规基本没有了，成长小说中那些反抗的传统内容不复存在，看起来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大，但是价值观，却是越来越趋向集中，最后基本上就是“与钱有关的事”了。是的，两部小说都涉及到对我们成人世界的批判，第一部里虽没有正面描写孩子们的家庭，但从半掩半开的门窗里，我们看到了里面的虚空，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家庭，那些家长都是我们不陌生的，赚钱、消遣，一副被生活逼仄追赶的样子。只要学习，他们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其实是顾不上多说一句话。他们奔向的前方连自己都不知道，若要回答也是很有共识的：挣钱，为了孩子啊。

　　学校里也只认学习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闲事，不必管。洪申这样的小混混只要不杀人放火，其他都不奢求了。刘辰希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忘了那是一堂什么课，那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言论，老师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读到此，让我也心惊胆战了，却是因为刘辰希在回忆，我想，出自老师的这句教导，必将成为一个孩子成长中铭刻一生的痛。在这样的教育下，要么，就去考高分上名校奔前程，做个有钱人。要么，洪申们就去偷去抢去加入黑社会，生死由命。是不是呢？

　　好在，刘辰希不信。他把这个“不信”，表现在了《终极游离》的写作中。当洪申走出监狱，他的少年时代便结束了。几年时间里，世界变化之快，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了。破败的街道拆除代之以高楼林立，城市建设一派光明，而在这一派光明中却崛起了一个独立的黑金帝国，当年的黑社会老大成为优秀企业家，人大代表，成为了社会建构中冠冕堂皇的参与者，座上宾。他们凭着一条不能见天日的黑色通道，让自己从一个底层贫民跃为社会名流。而主流社会的中坚力量们，则纷纷成为这条黑色通道上的神秘过客，行着衣冠禽兽之事。黑恶势力已与光明社会难分泾渭，主流生活与非主流生活、主流价值与非主流价值，在民间，价值判断也已变得暧昧不清。洪申们面对如此的价值混乱要做出选择有多难？这不同程度地代表了刚刚涉世的一代青年共同的现实体验。当然，刘辰希会让洪申做出勇敢的选择，让前一部的边缘少年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

　　如此看来，所谓边缘，只是映照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冷漠；而英雄，则映照出了社会的残缺。刘辰希说，“选择一帮青年成为一座城市中对抗强大的黑恶势力的英雄，也是犹如启明之光照耀只手遮天的黑暗。”

　　所以，我愿意把刘辰希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反抗者。一个反抗者也是一个爱人者。这年头能读出爱的小说不多。

　　（高叶梅 原名其其格，《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小说选刊》副主编）

　　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是写1926年北伐战争中武昌战役的故事。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前，我首先翻到了附在书后的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这份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每个姓名后面除了注明他军中的职务以及他阵亡的时间外，几乎别无其他内容。

　　看着名单，感觉这十几页的阵亡者名字如排山倒海般朝我涌来。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曾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厮杀，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绽放，却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说起武昌战役，说起北伐战争，甚至说起中国革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还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背后湮没了多少人的故事。

　　方方说她决意要写这部小说跟她见到了这份名单有关。或许方方面对这些名单时也感到了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冲击。于是她开始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她用文学的想象激活了这些陌生的名字，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活生生的认识，也让我们懂得了对那些被历史湮埋的无数陌生的名字，同样必须怀有一种敬仰之情。

　　方方的《武昌城》与现在流行的巨型历史文艺作品不同，她并不想把目光停驻在革命指挥者身上，而是从那份阵亡者名单入手，展开自己的想象。比如，在“攻城篇”里，叶挺独立团的连长莫正奇总是在危险的时刻冲锋陷阵；在武昌读书的梁克斯从武昌追到广州，就是为了参加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还有护士郭湘梅、张文秀，顾不上有没有生命危险，哪里有伤员她们就要往哪里去。但他们最终都在攻城战役中牺牲，永久地成为了阵亡者名单中的一个个名字。

　　每一部小说都离不开文学想象，特别在历史小说中，想象让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今天，北伐战争，武昌战役，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去，但谁能说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一切与这些历史事件毫无关系。方方的《武昌城》不仅仅是让一个历史事件变得鲜活起来，更是激发人们对那场战役阵亡者的敬畏。在她的文学想象中，包含着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她用自己的写作证明了文学想象应该能够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创造出新的空间，作家同时也在这种创造中自觉地承担起文学的社会使命。《武昌城》中的文学想象，并没有简单地在革命史的脉络上去想象武昌战役，而是将革命置于人类精神成长史中去展开想象，她更加关注的是在革命进程中人的精神走向。方方一层层剖析马维甫的内心挣扎，其实是让人们记住，不要以革命的名义埋没人性的光芒。在《武昌城》中需要让人们记住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些。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丰富和拓展了公共话语的空间。

　　从小在武汉长大的方方说，她一直不知道武昌曾经有城墙。当她知道这一点后，就对武昌战役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她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游历了一次革命历史的精神之旅。在方方的笔下，武昌城具有某种象征性，武昌城的被拆解、被今人的彻底遗忘，似乎暗示了革命在当下的遭遇。但是，方方通过她在公共话语上的诘问和倡导，试图用文学想象建造起一座精神上巍峨的武昌城。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作为长篇小说，《农历》并不是一部有关历法的科普读物，或者说，郭文斌要表达的比单一的农历、传统世俗节日要多得多的文化释义与文化情感。他试图以农历为依傍、描绘出一个自满自足的生活环境与人伦关系，来演绎传统文化对生活的意义，塑造较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人格，叙述个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养成。

　　郭文斌的这次传统文化叙事颇费心事，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它的形制显然受到了中国古代“变文”文体的影响。就是将佛教经典用故事的形式进行通俗化的讲述，在想象的基础上用叙事文学的方式演绎或创作出来。郭文斌对民间文学与佛教传统浸淫日久，当他在构思如何讲叙传统文化和民俗节日时自然地从中获取了灵感。当初，在他的一些短篇写作中还不太看得出来，现在变为长篇，其特点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书中的四个人物既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又是叙述人，特别是五月六月，更兼有结构性人物或线索人物的功能，有了这样的人物，再以日常生活作为背景，抽象的文化叙事就一变而为生动的文学叙事了。第二个就是跨文体的组合形成的复调，《农历》的文本是复合式的，以农历时节为线索的叙述是一个文本，它具有不可逆的线性特征，以保证农历节气的完整性。典籍、传说、戏文是非连续性的，它镶嵌在上述两层叙事中，形式灵活，可以是植入性的原始文本，也可以是转述，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片断的，它们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权威，使农历的时间形式获得内容，使故事的日常性获得升华。

　　《农历》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的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但《农历》并没有多少的悲怆，更没有多少声嘶力竭的呼告，相反，它写得很安静，很平和。确实如此，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民俗节日的瓦解也许是必然的，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退出主流，《农历》讲述的是一个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印记的乡村一年的生活故事，而在现实中，乡村早已破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早已解体，不管是农历的规定性时序结构，还是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承也早已断裂。我们虽然有足够多的理由来阐述传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申说乡土文化的地位，但在狂澜既倒之时转换一种方式也许是冷静而现实的，比如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它使正在逝去的事物能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欠，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六月顿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到时传给我的儿子，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也许，这就是郭文斌的心事。他要写出过去的故事，一幅完整的风俗画，而且要写得美丽，吉祥，为的是让未来不再遗憾，有一份美好的怀想。

　　（汪政 评论家，江苏作协创研部主任）

　　《遍地月光》是刘庆邦最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煤矿和农村是刘庆邦小说创作的重镇。自80年代中期至今，他一直没有偏离这两大领域，这种执著，在作家中比较少见。刘庆邦一直秉承着严格的现实主义来写作，就是在探索风气极为兴盛的80年代中后期，他的写作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从他最初写作的一些小说，如《走窑汉》，到目前的创作，二十多年过去，风格一如既往，实属不易。

　　刘庆邦不是才子型的作家，平实朴素是他作品的特色。平易做人，朴素写作，是他的座右铭。这使他的写作不浮泛，有底气，有气韵，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遍地月光》写的是“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叫黄金种，出生于地主家庭，被称为“地主羔子”。少年黄金种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了非人的磨难。金种的父母因为富有而获罪致死，金种、银种弟兄两人沦为“地主羔子”，和地主叔叔黄鹤图生活在一起。他们一无所有，原来的房屋已被充公，财物被搜罗一空。许多年以后，金种又回到了杜老庄。这时，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了，他成了万元户，带着“妻子”孙秀文荣归故里时，已物是人非。

　　刘庆邦的《遍地月光》以精微的描写见长，作家以平实的笔触，描绘了那个非正常年代的许多生活细节。比如，金种叔侄三人在村里所受的磨难，都是通过丰盈的生活细节来呈现的。他们家里的东西经常被人偷，辛辛苦苦晒下的红薯干被人偷得一干二净，丢了东西，因为是地主成分，又不敢声张，只得忍气吞声。金种、银种是村里贫下中农的孩子欺侮的对象，金种的头部被人摁进了自己的裤裆里，银种的耳朵里被人塞进了玉米粒……而更大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金种的婚姻问题遥遥无期。村里的另一个地主分子家庭是赵大婶家，为了使赵家有个后代，赵大婶跟外村的一个有儿子、女儿的地主家庭进行换亲。结果悲剧发生了……如果说金种的故事是小说的一条主线，那么，赵大婶家发生的故事就是一条副线，这两条线索，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即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在血统论的重压下，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人生所受到的严重的扭曲。

　　故事的发生地是杜老庄，在杜老庄发生的一切具有典型意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缩影。从故事层面来看，作者写的是“血统论”给人们心灵和肉体上造成的伤害，这个话题是比较老的，在这个全力向物质主义推进的健忘的时代，题材可谓不时髦。为什么作家还对此情有独钟呢？作者说：“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就会愧对作家这一称号。”作者正是怀着这一写作的良知，将历史的伤口重新撕开在我们面前，将沉默的大多数所经历的眼泪、伤痛、以及数不清的苦难详细叙述给我们，给后人以深刻的警示。勇于掀开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历史，这不仅需要作家具有悲悯的情怀，还要有大爱、责任和勇气，因此，这是一部沉重的小说，一部直面苦难和不幸的大书。当然，小说里面也洋溢着温情，有人性的温暖和灼人的光亮。

　　（王德领 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范稳的《碧色寨》写了一段早已被时间湮没的故事，几十年前发生在云南滇越铁路上的故事。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大概都不知道曾经辉煌过的滇越铁路吧。因为时间太久远，人们自然会把它遗忘。范稳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时间其实是铁路带给我们的概念。在铁路到来之前，碧色寨的人们只有季节的概念，因此那位彝族最聪明的毕摩独鲁憎恨铁路，他留恋在季节中的生活，“季节让我们在一年中悠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间则让我们像猴子一样在大地上忙来窜去”。毕摩独鲁始终在与铁路作战，但人们都被铁路带来的新生活所俘虏，所以这是毕摩独鲁一个人的战争。毕摩独鲁的战争显然会以失败告终，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铁路如星罗棋布，然而，范稳却提醒人们，铁路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或许我们即使坐在京沪高铁舒适的车厢里，也应该怀念这位曾与铁路作战的失败者毕摩独鲁，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曾经作为世界三大工程之一的滇越铁路的陌生感，其危险性就在这里。范稳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所以他坚持要以“碧色寨”为书名，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书名丝毫没有市场的号召力，但他仍要努力以这个陌生的名字去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

　　时间，这似乎是当代作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无独有偶，范稳和阎连科在他们的小说中各自采用了特殊的纪年方式作为小说叙述的时间形式。范稳以彝族的纪年串联起小说的章节，而阎连科在《受活》中则以中国传统农历的天干地支年来记载小说中的历史事件。这两种纪年都是循环性的时间观，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自然哲学精神。彝族人的“教父”毕摩独鲁把彝人的时间观解释为季节，“人们只按太阳在天上行走的道路划分四季，制定历算”，周而复始，循环往返，生命轮回。这样一种时间观是与现代性相悖的，就像铁路修到碧色寨，碧色寨必须采用西元的时间形式，毕摩独鲁深为时间形式的改变而恐慌，因为他发现，人们“被站台上的那个法国时钟里的两根棍子（指分针和时针），不断像被鞭子抽打着那样满地乱跑，连自己的爹娘叫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像中国这样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带来了时间的恐慌，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觉悟到必须改革的知识精英之一，他就意识到了时间形式的改变将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他说过：“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现代性的时间观是一种递进的单行线，它指向未来，一去而不回头。现代性的时间观也是一种进步观，相信时间带来的是进步和发展，时间淘汰了落后与愚昧。法国人把火车开进碧色寨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包括那位心地善良的露易丝医生。铁路修到碧色寨后，把碧色寨变成了一个巴黎式的乐园，但是时间更像是一个魔术师，它使得“碧色寨的季节被打乱，时间被腰斩，人间的爱情结出错误的果实”，然后又让“大地重新归于宁静，万物依然按季节轮替、莺飞草长、春华秋实，错乱的时间重新归于有序”。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时间上的错误。弗朗索瓦曾得意地对普田虎土司说：我们要给重新安排时间。但弗朗索瓦大概没想到他最终被时间算计了！

　　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联想：今天的高速铁路与范稳所描写的这段被湮没的滇越铁路是接轨的，虽然二者之间相距数十年，但时间仿佛停顿了数十年，这多像是范稳在小说结尾描写的一个场景：当最后一列火车即将从碧色寨驶出时，“空留下高傲的三面钟孤独地守望着早已流逝的时间”。尽管高速铁路成为今天现代化高速度的象征，但高铁上的追尾突然让飞速的时间停顿了下来，我们有必要回到碧色寨，去看看那段湮没的铁路，它会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在我们的时间形式中，有循环，有扭曲，有停顿，但它永远不会让我们回到从前。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从我的阅读经历来看，70后作家普遍是以中短篇小说见长，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还是缺失的。在长篇小说创作凋零和缺失状况下，刘玉栋《年日如草》的出版，对于刘玉栋本人和整个70后作家群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刘玉栋的文学创作，从原先中短篇小说结构发展到长篇小说结构；人物形象也从原先一个横断面的成长，变化为一个很完整的、长时空下圆形人物形象的精神史、心灵史。在整个乡土中国进入新世纪社会文化背景下，《年日如草》人物的心灵转型、社会转型、空间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审美效果。从语言上来说，《年日如草》秉承了刘玉栋一贯的风格，洗练、宁静、幽默、诗意。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如何融入城市、进入城市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的中心问题。对这一中心问题，刘玉栋呈现了百年来乡土中国伦理与城市文化、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同时具有新世纪时代精神内涵的独特审美思考。

　　刘玉栋的《年日如草》塑造了一个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二代农民形象，展现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与人的文化伦理、心灵结构变迁关系的独特审美思考。曹大屯的那种淳朴挚诚人格精神特质的流失，展现城市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规则对乡土文化伦理的侵蚀，是乡土文化心理结构为适应城市游戏规则所不得不做的调适与变通。刘玉栋小说写到了曹大屯拿储小青钱不还的心理挣扎：如果“我”拿了储小青的钱，把他丈夫的“情人”给“处理”掉的话，“我”是触犯了城市的法律，储小青也触犯了城市的法律。“我”选择拿钱不办事，既是保护“我”，也是保护储小青。显然，刘玉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以往，曹大屯形象变化不仅仅是善和恶的转换问题，而是呈现了一个农民如何适应城市，在不违背内心的情况下，还在坚守自我的善良本心。即要不违背城市的法律，“我”要以一种城市人的方式来处理人情。从这个意义上，曹大屯真正适应了城市，进入了城市人的生存游戏方式。这恰恰是以往乡土文学所没有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用善的方式处理与城市的关系；苏童的《米》中的五龙是以恶的方式，以恶抗恶，来进入城市生活，二者都是悲剧结局。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一直在寻找，自觉认同城市，可是城市不认同他。曹大屯已经进入了城市生活，发现了与城市打交道的方式。当前妻需要他来证明房产来源的时候，他和前妻说房子很贵，需要点东西，前妻半开玩笑地说“你终于开窍了”。以往的文学史中的农民与城市关系处理，农民的心灵结构是一直没有深入城市。人怎样从乡土文明到城市文明，采取哪种转换方式，如何转换？这在刘玉栋的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向度。

　　《年日如草》所呈现的那个乡土气质的青年曹大屯在城市中成长，尤其是成长中的困惑、心灵所遇到的问题，是九十年代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所遇到精神问题的纠结所在。对比《平凡的世界》那种精神性的追求，《年日如草》呈现的是另一种平凡人物的城市生活探索史、被动适应史。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乡土中国进城青年的心灵成长蜕变史。

　　对于每一位正在成长、崛起中的70后作家而言，如何从写得非常成熟的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创作进行转换，是需要做出很多磨练，来进行审美叙事艺术、内在逻辑结构和个性精神品格提升的。这是一个新的、无比宽广的文学空间，需要70后作家深入新世纪生活底层潜流进行不断的探索。显然，对于有着良好语言天赋、文学感觉和睿智理性的70后实力派作家刘玉栋来说，《年日如草》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是他在文学创作路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处女作。对于刘玉栋和他的今后小说，我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期待更加圆润、磅礴、大气、厚重的长篇小说。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教师，青年评论家）

　　张品成的长篇小说《红药》，目光再次投向了他熟悉的赣南山区。他在诸多作品里已经多次再现了战争年代这块红色土地上的艰难岁月，关注那段非常岁月里的人们内心的矛盾、挣扎以及复杂的变化。不过，在小说《红药》中，张品成又在努力地尝试着一种新的突破。《红药》里的中心事件是红军在赣南山区重建后方医院。在这篇小说里，治病救人成了张品成刻画人性的一个基点。医生、医院这些字眼在任何时候都是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从战争到生命，《红药》里刻画人性的基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拓展了《红药》的人性表现的空间，同时也发掘出了人性更深厚的内涵。

　　在《红药》里，围绕着救治红军伤员的生命，张品成主要描写了三个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毕有康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医生，红军俘虏，信仰三民主义。白长吉是一位信奉上帝的洋牧师，教区医生。诸葛逑泰是一名颇有名望的中医，笃信佛教，有着自己的处世原则。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三个人，由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来到了条件艰苦简陋的红军后方医院。尽管他们的内心都曾经有过不少波折、疑惑，但是在面对那一个个需要救治的伤残的生命时，他们都做出了作为医生的共同选择：救治生命。在这里，张品成立足于生命的层面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

　　此外，张品成在《红药》里立足于生命层面还塑造了另一类人物形象——选择放弃生命的齐满年。齐满年是一位有着高度责任心和政治热情的人，“一个绝对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甘愿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无私的人”，齐满年对先后来到后方医院的三位不同身份的医生也始终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不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地为红军做事。他把抓“内鬼”看成了证明自己的唯一途径。但事实证明“内鬼”并不存在时，他选择了自杀。在这里，齐满年的死显然不是由于战争的对峙而导致的生命毁灭，也不是出于某种外在的因素。齐满年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高度热情和警觉性，归根结底是源自于他内心的一个确切的信念，即“内鬼”就存在于这群人之间。这个信念支撑着他百折不挠地去做各种追查工作，也支撑着他可以忍受周围的人对他的不满和抵触。所以，当他得知“内鬼”并不在他所怀疑的这群人之中的时候，支撑着他狂热行动的信念破灭了。因此，齐满年真正被抽空的是他的生命的支撑。

　　当诸多的战争题材的作品倾向于围绕战争立足于情感的层面刻画人物内心性情、亲情和爱情的纠结时，张品成却把眼光投射到本体意义的生命层面，力图更深入地刻画出人性的更本质的一面。其实，战争本身就是和生命密切联系着的。当所有的外在因素被剥离之后，战争就是生命的存在与毁灭。而张品成恰恰抓住了这一点。于是生命成了《红药》里刻画人性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这就使得《红药》区别于其他表现人性的战争题材作品而获得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杨宁（赣州师范学院教师）

　　当下的长篇小说，能给人震撼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刘光的长篇小说《北京情报站》却给了我意外的惊喜。它带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的闪电和惊雷，而是灵魂深处持久奔突的地火和熔岩，令我既惊悸、焦灼，又感动、敬畏和思索。这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堪称完美的小说。是一部拿起了就放不下的好小说。

　　先说思想性。小说以某省水利厅纪委书记钟勇查处水利厅群蛀腐败为线索，通过钟勇与田处长等群蛀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但刻画了一个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好纪委书记形象，还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水利厅为什么会集体腐败？钟勇反腐败为什么反被扣上破坏改革开放、破坏团结和谐的帽子？田处长等人为什么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追杀钟勇、残害忠良？吕宇等所谓清官为什么明知山有狼却不敢拔狼毛？《北京情报站》都一一给了答案。小说通过对各种人物的刻画、各种事件的展示，不但深刻反映了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紧迫性、尖锐性，还深刻揭示了当下中国的社会信仰危机、官场品质危机。而小说通过境外敌对势力在北京情报站的间谍活动，通过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腐败集团的里应外合，更反映了当下中国反腐败的复杂性、艰巨性，反映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揭示了当下中国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的更大隐患和危机。刘光的《北京情报站》，抽丝剥茧一样，以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和一种种鲜为人知的真相，给我们敲响了一句又一句盛世警钟！读后有一种弦断帛裂的痛！心急如焚的忧！

　　从艺术性来说，《北京情报站》最大的一个艺术特色就是把谍战与反腐这两个看似不搭界但却紧密相连的元素扣在一起，使得作品不但具有了当下性和时代性，也具有了世界性和宏阔性；不但具有了现实性和真实性，也具有了悬疑性和隐秘性。这就使得小说云生雾罩，悬念迭起，惊险刺激，甚是好看。从谍战角度，这是我看到的最靠近现实和当下的。某超级大国妄想中国像苏联一样解体的《烈火计划》，都具体到我们当下中国最热的楼市与炒房团。而从反腐的角度，这是我看到的最具刀光剑影的。举报腐败的李江陵被田处长联合黑社会沉尸江底，打击腐败的钟勇不但被田处长联合黑社会多次追杀，也被某国情报站联合黑社会多次追杀。钟勇最后为阻止某国北京情报站和田处长等人炸掉堤坝而英勇牺牲，更是惊心动魄。

　　这是一部线性结构的小说。反腐是主线，谍战是副线。两条线，一个纲，简单而奇绝，清晰而跌宕。反腐是明枪，谍战是暗斗。一明一暗，交相辉映。一般的作者写反腐小说，只会将小说设置在一个单位的小格局里明争暗斗，也只会是反腐这一根主线，一种思路。而刘光巧妙地将某国北京情报站为了解体中国的《烈火计划》这一线索植入其中，使得小说视野广阔、格局宏大，有了高屋建瓴的宏阔气象。而将《烈火计划》和某省水利厅反腐巧妙缝合在一起的是某国北京情报站在日本绑架了出访日本的省水利厅副厅长迟瑞成，并胁迫迟瑞成成了北京情报站的一员。之所以要绑架迟瑞成，是因为某国北京情报站解体中国最核心的计划就是把中国的腐败分子集团似的培植成他们解体中国的第五纵队，而迟瑞成贪污腐败的行为已经完全被该国情报站了如指掌，可以为该国所用。这样，谍战和反腐这两条当下读者最喜欢看的题材，成了两条相互平行和交叉的主线，穿插讲述，扣人心弦。作者组织作品、驾驭作品的匠心与能力，由此堪称一流。

　　《北京情报站》另一个非常明显的艺术特色，就是逻辑的严密性和人物的合理性。不少小说，是很容易看出破绽的。情节的破绽、人物的破绽，不用火眼金睛，都能够一眼望穿。而作为集谍战和反腐为一体的《北京情报站》，其逻辑的严密性和人物的合理性是值得我们很多作家学习的。他对每一个人物性格及命运的把握，不饰粉黛，但却非常准确到位，有光泽，有色彩。比如省水利厅常务副厅长吕宇，就是一个思维与行为都特别符合逻辑与常理的人物。他洁身自好，不贪，不色，不赌，是一个典型的清官、好官。在对待钟勇问题上，他也是非常器重、偏爱，并想方设法保护钟勇。但是，当钟勇反腐败影响到他提拔为厅长时，他就听任田处长之流对钟勇的追杀和残害了。因为，作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厅长，他也认为钟勇的反腐败不但影响了厅里的名誉，也影响了他的政绩，更影响了他的仕途。所以，在强权和仕途面前，当他和不了稀泥、当不成和事佬时，就当了一个纵虎为患的睁眼瞎。

　　《北京情报站》第三个非常明显的艺术特色，就是善于将自己所积累的各种知识融会贯通，附丽小说。小说里有大量的关于纪检反腐，关于党风党建，关于工程，关于谍报等等常识性的对话与讲述，但是读后一点也不觉得枯燥无味，一点也不觉得做作高调或者卖弄，反而觉得新奇、有趣，欲罢不能。我想，这全在于作者很好的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作者的精妙之处在于，他都是在情节事件中、用生动有趣的事例表达思想的精髓、传达艺术的魅力，而不是用故作高深的政治语言宣讲政治，填鸭艺术，从而有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美好效果。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是一部反腐小说或者谍战小说，如果仅仅是一部反腐和谍战小说，那我们就低估这部小说的作用和意义了。作者之所以要把国内反腐放在世界谍战这样一种大的政治背景与格局里，就是要我们看到这种背景与格局里所凸显出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要看到国家和民族背后更深更广的东西，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国家不但有近虑，还有远忧，我们要有使命意识、忧患意识，要齐心协力地去解决这些近虑与远忧。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我们的民族才会生生不息。

彭学明（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