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以往的小说没有追求过形式，这部有追求。戏剧结构，电影结构，小说结构在我看来就只有一种结构：人物命运的结构。这部小说里有三条线索：师生关系，男女爱情，童年伤痛，而这三条线又在合适的时机相撞。这部小说的语言也有特别的地方，主人公是一个剧作家，他的现实语言习惯与舞台，与文本总是尽可能一致。类似于我这样的人，说话总是有某种书本的味道，原来写作时，变成市井语言，这次没有，把生活里真正的语词方式带到了小说中。

2
　　精神死亡已经很彻底了，无法拯救，特别是我这样的人。是网络和信息过于庞杂造成的。教育的应试制度也把孩子的内心彻底摧残了。科技的胜利让我们欢呼，可是，很快悲剧就来了。这是一个过剩的时代，男人肥胖，女人脸上也长满青春痘。当然，精神死亡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不是坏事？说不定也是一种好事呢？是社会进步呢？最起码也是客观必然规律吧？十几亿人，精神死了，还有身体像影子一样行走在黑夜里，阳光下，大家浑然不觉。博客，吃饭，争斗，买车，讲哲理，买房，讲信仰，打假，微博。

　　人们不读小说，不看经典电影、戏剧。民族的精神上的代表人物是靠博客、微博成功的。人们只看博客，然后嫌太长又不看博客了，只看微博，然后，连微博140个字也终于受不了，只要14个字了。最后，只看视频了。最后，连视频都烦了，就什么都不看。最后，眼前彻底黑了。

　　我们似乎只配活在穷困中，那样垃圾也少点。精神还多点。我们过于经不起物质丰富的考验了。我们去乡村看看，到海边河边看看，扔的全是垃圾，过去穷的时候没有，他们会把那些东西捡回家去，再次利用。

3
　　取消应试制度，把大学门敞开，宽进严出。让大学自己对自己负责，想招谁，就招谁。大学里的教授们和其他知识分子天天骂政府腐败，那么，把大学自己的权力给知识分子们，考验他们的人性，解放孩子的天性。看看知识分子有了权力之后，要不要脸。

4

　　当今作家都对历史题材更感兴趣，我总是看着社会现实问题，中国的大作家都是农民问题专家，我只关心城市。

　　我活在今天，认识的都是今天的中国人。我没有活在民国，所以不认识胡适、鲁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不少人过分夸大民国知识分子伟大，我其实很反感。都是中国人，德性能差到哪儿去？我看民国与今天最大的差别就是：民国时白色垃圾少，他们没得扔，今天中国白色垃圾多了，到处扔。我写我见到的东西，我体验过的东西，塑造这个时代的人物，留给后人。让他们看看，今天的中国人究竟在文学中得到了什么样的表现。这不一定是责任感，可能与性格有关。其实，我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对当今的左派、右派老拿人民说话，特别蔑视。

5
　　对了，其实，这部小说就是一部爱情小说。开始就是想写爱情，写自己的不安。但是，因为是写大学里的生活，校园里的骚动，所以就想起来老祖宗的诗经。人们经常忘记了自己本是一种动物，天天在叫着：关关关关——

　　先说说河套平原这个地方。黄河几字形的上端，阴山之南，黄河北岸，就是河套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说的就是古河套。这里历来是游牧民族的栖居地，清道光直到民国，这片土地接纳了数以万计的春出秋归的走西口的“雁行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人口迁徙——清末民初的走西口大移民。

　　20世纪前半叶，这里虽然地处偏远，却是一度非常热闹。冯玉祥五原誓师，阎锡山河套屯垦，傅作义五原战役，绥远和平起义。傅作义驻守河套期间，随着国共合作的起起落落，曾把河套大批的红色青年送往延安。解放战争爆发后，也在河套抓了七期国民兵（壮丁）。在我军解放包头的战役中，战场上，亲兄弟亲叔侄赫然刀枪相见。

　　河套是黄河冲积平原，河床高于地面，开渠就能灌溉，因此在没有现代测量工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优秀的民间水利人才。民间水利专家在没有任何测量仪器的条件下，开挖了十大干渠，解放以后的黄河水利灌溉也基本沿用这个渠路。

　　我出生在河套平原，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我非常熟悉河套的民间风俗和方言俚语，了解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性格、情感和精神气质，这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用了五年的时间了解当地的牧业、农业和水利，研究来来往往的政客与老百姓的关系。我奔走在包兰线上，用我的人生经验与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汇合。我想书写半个世纪以来，河套平原的人们在自然与历史的夹缝里，创造了中国近代的土地开发史和民间生活史。

　　河套人崇尚农业，做别的都不是正路道的营生，只有种地开渠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从黄河上引水开渠，有水的地方就有地，地有了水，就等于人有了血，种上庄稼，嗖嗖地长，种一颗收一百颗，种一麻袋收一百麻袋，还有比这更光荣更厚实的营生吗？粮食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稠，地也下仔儿，人也下仔儿，河套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河套的春天，黄牛遍地走。东村的锁头扛着犁铧喊，二毛旦你家下甚种子了？二毛旦说，老哈数，种白欧柔麦子，割了麦子种菜，㞗事不碍。春小麦收了之后，翻了地浇了水就点菜籽，可以种大白菜也可以种蔓菁。到了秋天，一棵棵大白菜万众一心地卷紧了菜心，剥都剥不下来。蔓菁长出了地面，上面的青下面的白。上冻了，屋檐下戳着两面瓮，女人们腌菜，一瓮酸白菜一瓮酸蔓菁，夜幕降临时，每一家的屋檐下黑黢黢地蹴着两个武大郎。

　　这里蒙汉杂居，民风淳厚。每一间土房侧都有土质的房梯，人们上房如履平地。房顶的作用一方面是晾晒谷物，更重要的是瞭望有没有走向村庄的亲戚或逃荒的。只要看见客人来了，河套人家的烟囱会不约而同地冒出青烟，鸡窝里的公鸡鸣叫起来。在河套，要饭的人好像是远方的亲戚，吃饱了喝足了得动弹一下吧，最终变成了河套的农民，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人活着不是为了肚皮，是为了脸面，河套人重情谊爱面子，借一盆米还两盆面，趁人不注意倒进人家的面瓮里，还用胳膊肘子捋平了。这里面多菜少，人们也爱吃焖面，就是菜上面蒸面条。有油有水有菜有面一锅烩了，又省事又实惠。

　　这个厚重的地方，这些可爱的人，是我的笔力不能完全探及的。总感觉到没有写到深处，极致。《河套平原》发表、出版单行本后，外界评价不错，但我依然在看，在边角处改，我有着重新写的强烈愿望。

　　好在《河套平原》的创作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一个个的人物、事件向我扑面而来，想家的时候我常常热泪盈眶。我将在这条路上走，看，写，它将成为我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和快乐。

　　2008年，写完长篇《所有的》，意犹未尽，恋恋不舍。既舍不得离开我的故事，更舍不得离开我的人物。事实上，生命总要死去，即便我不在作品中安排这样的结局，实际生活中也无人可以恒久。然而我的情绪总是跳不出那个年代，那些场景。这样，索性再一头扎回过去，写了这本《家人们》。两部小说，在同一段历史轨道上并行，前者偏重灵魂，后者侧重存在，前一个故事写的是飘泊和救赎，后一个故事写的是冲突和挣扎。

　　记得在一本科普读物中看到过这么一段话：一颗恒星可以燃烧几十亿年，而死亡却是一下子的事情。只有少数的临终恒星发生爆炸，大多数默默地熄灭，就像黎明时的篝火那样。

　　恒星的临终爆炸该是多么壮烈辉煌，相信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而死亡如何静默地发生，成年人应该都有感受。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不满而抗争，因为伤痛而挣扎，却又因为有爱，有希望，有憧憬，而紧紧地抓住，不肯放手。

　　开笔之前，我在电脑上敲下的书名是《时空弯曲》，小说收尾后考虑到这个书名太过哲学，才改成现在的《家人们》。之所以写下前一个书名，是因为在我的意识中，“罗想农”这个人的生命太沉重了，他在错误的时代、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男女交合中诞生，他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悲伤和荒谬，既是社会的，又是家庭的。他垂坠在这个家庭中，压弯了稀薄的时空，颠覆了家人之间的爱和不爱。物理学上说，凡是有质量的物体在宇宙的底垫上都能造成一个小小的凹坑，这就是“引力”，引力造成了行星和恒星的运动。罗想农的生命也是如此。因其沉重，他受困于家庭，无法逃离。他恨他的父亲，某种程度上他却是父亲的奴隶；他一辈子都在意着母亲，为她读大学，考研，做项目，发文章，照料弟弟，伺候父亲，承载痛苦，一直到牺牲爱情，而母亲却视他为仇人，冤家，孽障，一次又一次地用目光将他打入冰冷的地狱，让他委屈、悲愤、痛不欲生；他爱乔麦子，爱到想起她的时候会热泪盈眶，会觉得世界已经崩溃，可是他只能把心爱的姑娘收藏在心里，像吞一粒珍珠一样吞下去，养在身体的最温暖之处。

　　错位，缺失，伤害，撕裂和绞碎……是时代的错，还是人性的错？恐怕应该说，时代和人性狼狈为奸，才造成中国大地上无数家庭中的无数悲剧。就像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一段话：“有许多的事情，藏在黑暗之中，在心灵的一个极端隐秘的角落，沉睡和发酵。我们试图从心里拎出它们时，才发现它们已经和血肉粘连在一起，无论如何剥离不开。我们可以咬紧牙关，忍受疼痛，可是无法把手术刀伸进我们的心里割开一个伤口。”

　　然而，家，毕竟是家，家人，永远是家人，家人之间的爱和不爱，即便沉重，也总是山高水长。风云变幻，世事更迭，家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化乃至变异，而家给予我们的生命的庇护，给予我们的灵魂的温暖，永不会失去。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家人之间总会使用同一部词典，知道同一个代码。这就是我在小说的结尾处，给予我的主人公罗想农一个巨大惊喜和甜蜜的缘由。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这是一种生命的勇敢：人类有权利享受存在的恩典。

　　写作《寻找巴金的黛莉》，我常常想到：中国文艺极具纪实传承，看古代戏剧舞台上，大半取材于真人实事，戏文中则一律使用真实地名。诗歌方面更是如此，《石壕吏》《长恨歌》都是由纪实而来。纪实散文以《史记》为代表，形成中国历史上抒写“文章”之正宗；从《东周列国志》到《三国演义》到《水浒传》，无不鉴取于正统史纲，《西游记》中的权威无非是把朝廷搬到了天上，八戒更是一位典型国民。《红楼梦》实为家族纪事。纯粹的虚构小说十分稀有。中国文化传统，以孔孟之道为治国“天理”，充分关注了皇权、专制、战争、郡县、科举、民生等诸多现实问题，秀才群体读死书奔仕途，缺失了宗教文化背景，千百年间个人主义无法抬头，何来虚幻写作？

　　那天见到李建军先生，又谈及这一话题，建军便讲：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当中，确实没有所谓的虚构说，都是在以“真”为基础的纪事前提下，宣讲如何写得更生动，直抵于“善”。而小说写作中的虚构概念，则是引进西方《文学原理》之后才推动开。虚构小说渐成主流，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吧。

　　随着20世纪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西方社会全面推进纪实写作大潮，从此告别了19世纪虚构小说的辉煌。

　　尽管我们引进并实践了《文学原理》中的虚构理论，但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身不由己，事不由人，中国近百年来的小说，依然建立在牢固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我甚至想说，优秀小说实在是天才所为，普通人好好写文章就行。

　　经过一番纪实与虚构的鸡尾搅拌，从学理上讲，中国当代纪实文学在严格遵循事件真实性的同时，很需要有意识地向小说甚至戏剧做法倾斜，运用现代小说叙事中的优良技巧，创造和使用精美语言，注重伏笔、悬念、结构等创作法，以增强文学性因素，提高作品的血肉生命含量。总之我们必须学会讲述好看的故事，从而把坚守真实的报告文学，变成经过艺术锤炼的文学报告。

　　事实上，在报告文学中进行种种有益探索，从上一代作家就已经开始了，徐迟先生践行运用“诗化语言”便是一例。我们极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把报告文学恶搞成调查报告。反过来，当代小说家同样需要遵循纪实传承，打破一个“小”字，不妨多多采信纪实调查元素，以才华和勇气踏进非虚构文库大门。

　　《寻找巴金的黛莉》先在《中国作家·纪实》刊发，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一时有不少小说家朋友产生兴趣，来和我探讨纪实与虚构之间搅拌“鸡尾酒”的趋向。及至评论界朋友言及此著，又往往脱口而出“这部小说”云云，无形中使“这一个黛莉”跨越了文体边界。

　　《长篇小说选刊》是我长期喜爱的文学大刊之一，这与编辑们一向重视文体创新有很大关系。具备文体创新意识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小说创作也好，纪实文学也罢，惟创新才有发展，因循守旧肯定没有出路。《寻找巴金的黛莉》能够在这里选用，我欣喜中还有些意外。承蒙推举，增加了纪实作家与小说界朋友切磋交流的机会，拓展了作品与不同文体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范围，则是我们不常遇到的一件快事。

　　不知何时，贵刊真的选发我一部长篇小说，那可就更好了。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本来是《独唱团》中我的连载小说《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全名。

　　这部小说完成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我从2009年的夏天就开始落笔，多事之夏，最终停滞。到2010年初的冬天继续开始，再停滞。一直到2010年的夏天，一样多事之夏，但完成了“1988”。

　　关于小说的好坏，我不能说什么，有人说我写的是“公路小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公路不公路的小说，因为这种概念早已过时。很多创作者在创作新作品的时候都好似新认识一个姑娘，这个人是否有趣才重要。

　　我总认为电影可以“类型化”，但好的小说一定类型化不了。我有我自己写小说的方式和风格，也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常规的小说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我不是要与众不同，我只是要能认出我自己。

　　“1988”是这部小说中主人公那辆旅行车的名字。本来这本书就叫《1988》，序言是——“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不料，期间日本的村上先生出了一本《1Q84》，得知后我表示情绪很稳定，但我的书要换个书名。又是几经周折，发现再无合适。就好比在孩子要出生之前，你已经为她想好了名字，并且叫了一年，忽然间隔壁邻居比你早生了一个和你叫了差不多名字的小孩，你思前想后，发现其实你内心已经无法更改。最后她还是叫《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如果有未来，那就是“1988：我也不知道”。

　　故事在书的末尾告一段落，不知道它是否能有新的开始。我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和文字写过小说，仿佛之前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迎接她。在过往，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我是否能这样去叙述。但是在这个凌晨，我准备好了，让我们上路吧。

　　以此书纪念我每一个倒在路上的朋友。更以此书献给你，我生命里的女孩们，在此刻，我是如此的想念你，不带们。

　　 人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是布鲁克说过的，我觉得特别契合我写《童年书》最初的想法。中年后的一天，突然觉得自己的童年越来越远离了，很多记忆变得模糊、碎片化甚至不可思议了，如同冰封下的图景。后来整理那一段记忆，把二十世纪那一个遥远林区、一群孩子成长的生活放在当下思考和当下价值过滤的原点，去点击和刷新，我才知道，“快乐的童年”在个体生命体验里并不是事实。我能做的也许仅仅在于忠实地记录和付出我最大的真诚。

　　我出生于1962年，那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先天营养不足。物质是一方面，而精神的缺失来得更加严酷。很多年里，除了我生活的窄小环境里，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和我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那一段时间，我查阅了1962年的大事记，我惊异地发现，其实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不能说跟这个世界无关。那之前，实行全国性下放。“六二压”，即全国六千万职工有两千万下放农村。本来对婚姻毫无准备的母亲为了避免被下放，匆忙和我父亲结婚，于是，我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一年，国务院下发了一个关于花生米的正式文件——“近来对外宴会上吃花生米的现象相当普遍……根据总理指示，请各地今后举行对外宴会一律不要供应花生米”。其实花生米也是我记忆中的疼点，小时候过年，邻居家收到山东老家邮来的花生米，一包二斤，偶尔会给我们抓一把，那一把也就二十粒左右，当时我觉得花生米是世界上最好吃也是最奢侈的东西。1976年，街上宣传板上布满了打倒“四人帮”的漫画，其中一幅是说江青很腐败，到大寨视察吃了花生米。当时我想，江青真是太腐败了，她的桌子上竟然有一盘花生米，而不是二十几粒。

　　小说《童年书》故事所处的那一年是1974年，也是我的第一个生命循环时间，第一个本命年。那一年，天津小靳庄农民诗歌走红全国。在当时，劳动比知识光荣很多，我所在的小学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实行五年制，很多时间都在“学工学农，学习政治”。我还记得秋天上演的电影《决裂》，龙校长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工农子弟李金凤只会写“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几个字就被大学录取了。

　　饥饿仍然困扰着正长身体而每月仅仅供应16斤粮食的我们。那一年，世界上爆发了石油危机，原油价格突破每桶3美元，吓坏了当时世界上很多经济大鳄，但我敢说他们无论怎样都不敢想象，仅仅过了30年石油会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年底，《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建设蒸蒸日上……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

　　《童年书》里发生的故事与大的事件距离那么遥远，它只是那个时空里极其细微和渺小的，是整个世界大背景里雄伟和荒谬组合中被忽视的另一部分。

　　《童年书》英文版出版之后，《欧洲时报》有一个专访，他们说小说写的是作家童年的一个片段，小说以最大的真诚定格了特定时间里的孩子们，他们永远停留在那里，不再长大，与未来的访问者（读者）对话。小说中文版出版后，我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科技发展到足以让我们冷冻起来，而在若干年后解冻生命和意识，那个结果是无法想象的，我能想到的一点是，天然性被格式化后，错误也许是灾难性的。

　　写《童年书》时我的年龄不小了，但创作还处于不够成熟的状态，希望《童年书》成为我创作生涯的重要标志，使我真的走出创作的童年，向成熟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

　　1994年前后，《欲望的旗帜》出版不久，我就有了写作三部曲的打算。当时的想法既迂阔，又天真，希望用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去写一部三卷本的小说。也曾去图书馆翻阅大量地方志、逸史和江南一带的民俗掌故，并作了一些笔记，但这部小说一直迟迟没有动笔。再后来，不用说三部曲，就连写作任何作品的心思都变得淡而又淡，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剩下的，只是一个思之无味、弃之不甘的念头而已。

　　2002年冬天，我去了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履行为期六个月的“蓝色海岸”国际写作计划。我住在一座建在半山腰的圣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看到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同行们，每日在电脑前勤奋工作，我也想见样学样，写点什么打发时间。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但修道院的经历证明，这种天老地荒的清静有时也十分可怕。有一天，修道院的负责人马歇?布万先生，问我能不能让他见识一下中国书法，我就用毛笔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开头四句似乎是:

　　羁旅山坳寄
　　他乡度残冬
　　晓霜侵阶白
　　落照过村红

　　静默的岁月的确难熬。旅法作家刘西鸿女士在去尼斯游玩的途中，带着丈夫和孩子，特意绕道来看我。她的目光中除了同情，就是悲悯。她塞给我的2000法郎，至今还未有机会奉还。她怂恿我不如换个地方，于是我就去罗马和那不勒斯游玩，一个月后提前回国。《人面桃花》写了个开头就搁下了。

　　好在第二年学校派我去韩国的庆州授课一年。除了应付轻松的教学任务之外，尚有余暇用来写作。庆州是“新罗”的古都，那里的韩国人古风尚存。韩国朋友的友善和热情，让我喜忧参半。轮番做东的“雅集”几乎无日无之，好像打定了主意不让我有片刻的空闲。我终于又开始怀念起修道院的清静来。不管怎么说，那个只有十万人的庆州古城，给我的写作提供了适宜的氛围，《人面桃花》在回国前就顺利写完了。

　　在以后的几年中，学校里的事情越来越忙。尤其是到了春季的“答辩期”，大脑就有拒绝运转的迹象。朋友们偶尔问起第二部什么时候写，我总是开玩笑说，那要看学校何时再派我去韩国。韩国虽然没去成，但在《山河入梦》写完第三章之后，我应成露茜教授之邀，去了一趟台北，在世新大学讲学两个月。在那里开始写作的第四章，叙事速度明显加快。莫言后来说，前三章似乎还在散步，第四章简直就跑得飞了起来。我想大概是台北气候过于炎热的缘故吧。

　　《春尽江南》的写作，持续了一年半。故事的幅度只有一年（原先的构想是三个月），跨度却长达二十年。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故事钟摆的振幅越来越小。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间本身正在褪去它原有的光晕。小说中的人物，也许各有其观点，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作者。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所谓的三部曲（台湾出版前两部时，曾冠以“乌托邦”这样的名目），多年来像须臾不离的恋人一般地缠着我。现在我终于摆脱了她的温柔和暴力。《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都在《作家》杂志首发，《春尽江南》也不应例外。我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和读者的耐心，因为它一直是我维持写作的基本动力。

　　我曾经是新疆伊犁州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伊犁州真正算得上中亚腹地的一个好地方。有一首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享誉中外，不客气地说，新疆的好地方全在伊犁，伊犁州包括整个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南北走向的塔尔巴哈台山脉，中亚与北亚大草原分界处的阿尔泰山脉，即行政划分的伊犁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几乎全是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粮仓的集中地，伊犁河谷被称“塞外江南”，跟法国普罗旺斯一样生长着蓝色梦幻般的薰衣草。

　　阿尔泰是金子与宝石之地，塔城是有名的中亚粮仓。笔者当年刚刚落脚新疆，领导特批一方木料，来自天山西部大森林的白松木。在陕西老家哪见过这么好的木料，散发着伊犁河谷特有的浓烈的清香，木料一个假期就干透了，很快就打成家具。我在天山脚下总算安营扎寨有家了。

　　从我居住的小城奎屯去伊犁有两条路，一条即乌伊公路，沿天山西行过果子沟；另一条向南走独库公路翻越天山，在崇山峻岭中的乔尔玛向西进入喀什河谷、巩乃斯河谷，途经唐布拉草原、那拉提草原，也是天山最茂密的原始森林带，包括云杉、白桦、红桦、野核桃、野苹果等等，其中一棵云杉即雪松变成我屋里的家具。途中休息时，我走进阴凉的林中，抚摸一个粗壮的树桩，可以坐两三个人，有很深的裂缝，可以插进一只手，可以感受到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与天赋神境的伊犁、阿尔泰不同，奎屯、石河子这些垦区都是军垦战士们留下的杰作，先在绿洲边上建林带、挡住风沙，才能让庄稼长起来。我因执教于技工学校就有机会走遍天山南北。新疆更多的是戈壁沙漠。一上路就是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树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梦想，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就很容易理解古代的波斯诗人把他们的经典之作命名为《蔷薇园》《果园》《真境花园》。

　　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最先居住在蒙古大漠，那个时期的回鹘人在他们的神话传说里，把自己的祖先当作树之子，树窟里诞生了生命，就是他们的祖先。哈萨克人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只说有一棵生命树，长在地心，每片叶子都有灵魂。从那一刻起，大地上的树就在我的世界里不存在了。传说中的生命树就成了我的小说《生命树》的基本框架。1998年我写中篇《金色的阿尔泰》时忍不住写到了树，那一刻我才明白从1983年发表处女作用“红柯”这个笔名到1998年写《金色的阿尔泰》，红柯就是一棵树，树上的一根小小的树枝。那时就有写《生命树》的想法。我还是认为那时我的功力写一根树枝尚可，写完整的一棵树远远不够。

　　2009年夏天写完《生命树》，以伊犁女子李爱琴结尾。一周后我就来到伊犁河畔，看着汹涌的伊犁河波涛，我再次想起李爱琴与丈夫在伊犁的生活，一切如同梦幻。《生命树》中的乌苏与奎屯以奎屯河为界，乌苏是西域古城，又是蒙古人的草场，乌苏蒙古人演唱的《江格尔》别具一格，这就是我把《生命树》的主要场地放在乌苏的原因。生命树应该长在亦农亦牧的地方。修改这部书时我不得不把生命树最终确定为胡杨树，维吾尔人把胡杨叫托克拉克，意即最美丽的树。

　　武昌以前是有城的。这个概念我竟长久不知。

　　我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几年，青少年时代住在江北的汉口，30岁后住到了江南武昌。我在山水逶迤的武昌街上来来去去，逐渐对它的地名了如指掌。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看了洪山看蛇山，也骑着自行车穿过古楼洞，路经胭脂路，还到花园山参观过老教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武昌以前是不是有城。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为写《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三本书，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资料以及在武汉的街巷中穿梭考察，甚至开着车，把整个张公堤从头到尾跑了一趟。长时间地泡资料以及实地观看，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我知道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竟有着如此复杂丰富的历史，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时光将这一切都已掩埋。生活在这时光表层上的人们，成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竟对它曾经惊心动魄的过往一无所知。这其中包括1926年初秋的武昌围城。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围城的事吗？回答仿佛统一过口径：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大东门，望着蛇山和长春观的屋顶，心想，你们是知道的，你们都亲眼见过那惨烈的场景，你们的身上甚至浸染过血迹，但你们却只是默然。

　　我动念写《武昌城》是2006年。在阅读了关于武昌战役的回忆资料后，我开始动笔。这一年是武昌战役结束的第80年。10月，几乎在当年围城结束的日子，我写完了它的上部，即围城部分，有近八万字。

　　其实从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我只是中篇的构想。我怕自己对历史的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便没打算写长篇。二哥看了《武昌城》说写得很好，说为什么不写成长篇？二哥的话对我却是富有诱惑力的提示。我想，是啊，其实是可以写成长篇的。我可以按我自己适合的方式来写，按我所理解的历史氛围和我所推测的战争场景来写。小说毕竟不是原始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于是回过头来，我再次翻阅资料。那些曾经被我放弃的关于武昌战役的林林总总，重新浮出水面。同时，我开始利用互联网，寻找更多有意思的细节以及搜集我所不知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搜索中，我看到了一份有关武昌战役部分人员死亡名单。这便是“附录”中的第六部分。这份名单令我发呆。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在此长眠。他们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让我们从此路过这里，心里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生命之上。

　　于是，2010年，我重新开始动笔写《武昌城》。我准备以两个独立的中篇来展示这场战事。守城和攻城，各有角度，各有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或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

　　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记住。

　　春天，我完成中篇《刀锋上的蚂蚁》之后，便开始全力写这部作品。而这期间，不断地插进一些事来，打断我的写作，所以时断时续，一直写到2011年春节前夕才完稿。

　　18岁出版《游离态辖区》的时候怕大家无法理解什么叫“游离态辖区”，所以写了后记，但“终极游离”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看起来比较酷而已，实际上，“游离态辖区”是一种现象，一种精神状态，它会不断变身，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终极”。

　　我对《游离态辖区》这本书充满了感情，虽然现在看来文字和故事上都很稚嫩，但毕竟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其实以全国如火如荼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为大背景的《终极游离》，是完全可以独立于《游离态辖区》而另立主人公的，可是我太喜欢洪申、小安这些可爱的人物了，所以就情不自禁的将《终极游离》的故事和《游离态辖区》连接在了一起。

　　生活在一片光明之中的我们，无法想象黑夜究竟有多黑，让刚刚进入社会的一帮青年参与成人世界中最原始最残酷的游戏，本来就是一种残忍。《终极游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打黑题材小说，它描述了一帮涉足社会尚浅的青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刚刚形成，极容易受到诱惑和挑战。但我却坚信着他们的纯真、正义和真挚的情感将在那种“游离”的状态之中，让他们找到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

　　声色犬马的浮夸社会滋养着人心的欲望，使人游离于其间，失去自我，迷失本性，官员腐化，商人堕落，官商勾结，以权谋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在这个看似一片光明的好时代，却挺立起一个独立的黑金帝国，而选择一帮青年成为一座城市中对抗强大黑恶势力的英雄，也是犹如启明之光照耀只手遮天的黑暗。

　　正义固然是斩破黑暗最锋利的剑，但真正温暖人心的却是爱和希望。最十恶不赦的坏人，想必心中也会有尚未崩坏的地方，那一方的善良，就能左右他们做出的选择。

　　洪申他们也一样，让他们在繁华和孤独、财富和自由、苟且和正义之间做出抉择的，也正是那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那里有爱，有希望，有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在指引着他们，自由的活着，命运越残酷，希望越纯真。

　　每当听到五月天的这首《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就会想到文中洪申和米奇隔街对望时的情景，他们以为他们再也无法相见，天各一方，但只要心中那一处对爱的执著尚存，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2009年，全国打黑高峰一个接一个，那些事件都骇人听闻，那些背后的黑金财富，更是让人震惊不已。时代让黑社会升级，时代也会再把他们送进坟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人最无能的就是难以节制自己的欲望，欲望断送的何止是家庭的幸福、自由和生命。

　　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希望，还有爱。正如歌中所唱：“所谓的彩虹，不过就是光，只要心还透明，就能折射希望。”

　　雨过天晴的彩虹，正是人们内心对爱的希望。这也是这两部小说要表达的：越残酷，越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