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前后，《欲望的旗帜》出版不久，我就有了写作三部曲的打算。当时的想法既迂阔，又天真，希望用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去写一部三卷本的小说。也曾去图书馆翻阅大量地方志、逸史和江南一带的民俗掌故，并作了一些笔记，但这部小说一直迟迟没有动笔。再后来，不用说三部曲，就连写作任何作品的心思都变得淡而又淡，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剩下的，只是一个思之无味、弃之不甘的念头而已。

　　2002年冬天，我去了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履行为期六个月的“蓝色海岸”国际写作计划。我住在一座建在半山腰的圣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看到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同行们，每日在电脑前勤奋工作，我也想见样学样，写点什么打发时间。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但修道院的经历证明，这种天老地荒的清静有时也十分可怕。有一天，修道院的负责人马歇?布万先生，问我能不能让他见识一下中国书法，我就用毛笔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开头四句似乎是:

　　羁旅山坳寄
　　他乡度残冬
　　晓霜侵阶白
　　落照过村红

　　静默的岁月的确难熬。旅法作家刘西鸿女士在去尼斯游玩的途中，带着丈夫和孩子，特意绕道来看我。她的目光中除了同情，就是悲悯。她塞给我的2000法郎，至今还未有机会奉还。她怂恿我不如换个地方，于是我就去罗马和那不勒斯游玩，一个月后提前回国。《人面桃花》写了个开头就搁下了。

　　好在第二年学校派我去韩国的庆州授课一年。除了应付轻松的教学任务之外，尚有余暇用来写作。庆州是“新罗”的古都，那里的韩国人古风尚存。韩国朋友的友善和热情，让我喜忧参半。轮番做东的“雅集”几乎无日无之，好像打定了主意不让我有片刻的空闲。我终于又开始怀念起修道院的清静来。不管怎么说，那个只有十万人的庆州古城，给我的写作提供了适宜的氛围，《人面桃花》在回国前就顺利写完了。

　　在以后的几年中，学校里的事情越来越忙。尤其是到了春季的“答辩期”，大脑就有拒绝运转的迹象。朋友们偶尔问起第二部什么时候写，我总是开玩笑说，那要看学校何时再派我去韩国。韩国虽然没去成，但在《山河入梦》写完第三章之后，我应成露茜教授之邀，去了一趟台北，在世新大学讲学两个月。在那里开始写作的第四章，叙事速度明显加快。莫言后来说，前三章似乎还在散步，第四章简直就跑得飞了起来。我想大概是台北气候过于炎热的缘故吧。

　　《春尽江南》的写作，持续了一年半。故事的幅度只有一年（原先的构想是三个月），跨度却长达二十年。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故事钟摆的振幅越来越小。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间本身正在褪去它原有的光晕。小说中的人物，也许各有其观点，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作者。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所谓的三部曲（台湾出版前两部时，曾冠以“乌托邦”这样的名目），多年来像须臾不离的恋人一般地缠着我。现在我终于摆脱了她的温柔和暴力。《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都在《作家》杂志首发，《春尽江南》也不应例外。我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和读者的耐心，因为它一直是我维持写作的基本动力。

　　我曾经是新疆伊犁州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伊犁州真正算得上中亚腹地的一个好地方。有一首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享誉中外，不客气地说，新疆的好地方全在伊犁，伊犁州包括整个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南北走向的塔尔巴哈台山脉，中亚与北亚大草原分界处的阿尔泰山脉，即行政划分的伊犁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几乎全是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粮仓的集中地，伊犁河谷被称“塞外江南”，跟法国普罗旺斯一样生长着蓝色梦幻般的薰衣草。

　　阿尔泰是金子与宝石之地，塔城是有名的中亚粮仓。笔者当年刚刚落脚新疆，领导特批一方木料，来自天山西部大森林的白松木。在陕西老家哪见过这么好的木料，散发着伊犁河谷特有的浓烈的清香，木料一个假期就干透了，很快就打成家具。我在天山脚下总算安营扎寨有家了。

　　从我居住的小城奎屯去伊犁有两条路，一条即乌伊公路，沿天山西行过果子沟；另一条向南走独库公路翻越天山，在崇山峻岭中的乔尔玛向西进入喀什河谷、巩乃斯河谷，途经唐布拉草原、那拉提草原，也是天山最茂密的原始森林带，包括云杉、白桦、红桦、野核桃、野苹果等等，其中一棵云杉即雪松变成我屋里的家具。途中休息时，我走进阴凉的林中，抚摸一个粗壮的树桩，可以坐两三个人，有很深的裂缝，可以插进一只手，可以感受到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与天赋神境的伊犁、阿尔泰不同，奎屯、石河子这些垦区都是军垦战士们留下的杰作，先在绿洲边上建林带、挡住风沙，才能让庄稼长起来。我因执教于技工学校就有机会走遍天山南北。新疆更多的是戈壁沙漠。一上路就是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树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梦想，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就很容易理解古代的波斯诗人把他们的经典之作命名为《蔷薇园》《果园》《真境花园》。

　　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最先居住在蒙古大漠，那个时期的回鹘人在他们的神话传说里，把自己的祖先当作树之子，树窟里诞生了生命，就是他们的祖先。哈萨克人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只说有一棵生命树，长在地心，每片叶子都有灵魂。从那一刻起，大地上的树就在我的世界里不存在了。传说中的生命树就成了我的小说《生命树》的基本框架。1998年我写中篇《金色的阿尔泰》时忍不住写到了树，那一刻我才明白从1983年发表处女作用“红柯”这个笔名到1998年写《金色的阿尔泰》，红柯就是一棵树，树上的一根小小的树枝。那时就有写《生命树》的想法。我还是认为那时我的功力写一根树枝尚可，写完整的一棵树远远不够。

　　2009年夏天写完《生命树》，以伊犁女子李爱琴结尾。一周后我就来到伊犁河畔，看着汹涌的伊犁河波涛，我再次想起李爱琴与丈夫在伊犁的生活，一切如同梦幻。《生命树》中的乌苏与奎屯以奎屯河为界，乌苏是西域古城，又是蒙古人的草场，乌苏蒙古人演唱的《江格尔》别具一格，这就是我把《生命树》的主要场地放在乌苏的原因。生命树应该长在亦农亦牧的地方。修改这部书时我不得不把生命树最终确定为胡杨树，维吾尔人把胡杨叫托克拉克，意即最美丽的树。

　　武昌以前是有城的。这个概念我竟长久不知。

　　我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几年，青少年时代住在江北的汉口，30岁后住到了江南武昌。我在山水逶迤的武昌街上来来去去，逐渐对它的地名了如指掌。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看了洪山看蛇山，也骑着自行车穿过古楼洞，路经胭脂路，还到花园山参观过老教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武昌以前是不是有城。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为写《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三本书，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资料以及在武汉的街巷中穿梭考察，甚至开着车，把整个张公堤从头到尾跑了一趟。长时间地泡资料以及实地观看，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我知道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竟有着如此复杂丰富的历史，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时光将这一切都已掩埋。生活在这时光表层上的人们，成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竟对它曾经惊心动魄的过往一无所知。这其中包括1926年初秋的武昌围城。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围城的事吗？回答仿佛统一过口径：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大东门，望着蛇山和长春观的屋顶，心想，你们是知道的，你们都亲眼见过那惨烈的场景，你们的身上甚至浸染过血迹，但你们却只是默然。

　　我动念写《武昌城》是2006年。在阅读了关于武昌战役的回忆资料后，我开始动笔。这一年是武昌战役结束的第80年。10月，几乎在当年围城结束的日子，我写完了它的上部，即围城部分，有近八万字。

　　其实从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我只是中篇的构想。我怕自己对历史的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便没打算写长篇。二哥看了《武昌城》说写得很好，说为什么不写成长篇？二哥的话对我却是富有诱惑力的提示。我想，是啊，其实是可以写成长篇的。我可以按我自己适合的方式来写，按我所理解的历史氛围和我所推测的战争场景来写。小说毕竟不是原始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于是回过头来，我再次翻阅资料。那些曾经被我放弃的关于武昌战役的林林总总，重新浮出水面。同时，我开始利用互联网，寻找更多有意思的细节以及搜集我所不知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搜索中，我看到了一份有关武昌战役部分人员死亡名单。这便是“附录”中的第六部分。这份名单令我发呆。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在此长眠。他们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让我们从此路过这里，心里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生命之上。

　　于是，2010年，我重新开始动笔写《武昌城》。我准备以两个独立的中篇来展示这场战事。守城和攻城，各有角度，各有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或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

　　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记住。

　　春天，我完成中篇《刀锋上的蚂蚁》之后，便开始全力写这部作品。而这期间，不断地插进一些事来，打断我的写作，所以时断时续，一直写到2011年春节前夕才完稿。

　　18岁出版《游离态辖区》的时候怕大家无法理解什么叫“游离态辖区”，所以写了后记，但“终极游离”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看起来比较酷而已，实际上，“游离态辖区”是一种现象，一种精神状态，它会不断变身，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终极”。

　　我对《游离态辖区》这本书充满了感情，虽然现在看来文字和故事上都很稚嫩，但毕竟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其实以全国如火如荼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为大背景的《终极游离》，是完全可以独立于《游离态辖区》而另立主人公的，可是我太喜欢洪申、小安这些可爱的人物了，所以就情不自禁的将《终极游离》的故事和《游离态辖区》连接在了一起。

　　生活在一片光明之中的我们，无法想象黑夜究竟有多黑，让刚刚进入社会的一帮青年参与成人世界中最原始最残酷的游戏，本来就是一种残忍。《终极游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打黑题材小说，它描述了一帮涉足社会尚浅的青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刚刚形成，极容易受到诱惑和挑战。但我却坚信着他们的纯真、正义和真挚的情感将在那种“游离”的状态之中，让他们找到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

　　声色犬马的浮夸社会滋养着人心的欲望，使人游离于其间，失去自我，迷失本性，官员腐化，商人堕落，官商勾结，以权谋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在这个看似一片光明的好时代，却挺立起一个独立的黑金帝国，而选择一帮青年成为一座城市中对抗强大黑恶势力的英雄，也是犹如启明之光照耀只手遮天的黑暗。

　　正义固然是斩破黑暗最锋利的剑，但真正温暖人心的却是爱和希望。最十恶不赦的坏人，想必心中也会有尚未崩坏的地方，那一方的善良，就能左右他们做出的选择。

　　洪申他们也一样，让他们在繁华和孤独、财富和自由、苟且和正义之间做出抉择的，也正是那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那里有爱，有希望，有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在指引着他们，自由的活着，命运越残酷，希望越纯真。

　　每当听到五月天的这首《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就会想到文中洪申和米奇隔街对望时的情景，他们以为他们再也无法相见，天各一方，但只要心中那一处对爱的执著尚存，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2009年，全国打黑高峰一个接一个，那些事件都骇人听闻，那些背后的黑金财富，更是让人震惊不已。时代让黑社会升级，时代也会再把他们送进坟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人最无能的就是难以节制自己的欲望，欲望断送的何止是家庭的幸福、自由和生命。

　　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希望，还有爱。正如歌中所唱：“所谓的彩虹，不过就是光，只要心还透明，就能折射希望。”

　　雨过天晴的彩虹，正是人们内心对爱的希望。这也是这两部小说要表达的：越残酷，越纯真。

　　农历是中华民族的底气 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因为在我看来，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底气、基因、暖床。昔日，列强可以摧毁中华大地上所有的建筑，但无法摧毁农历；时间可以让岩石风化，但无法风化农历。“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

　　和先祖相比，现代人的“营养”很不平衡，“体质”很寒，动不动就“感冒”，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天气”和“地气”了，久而久之，“元气”大伤。而一个人要想恢复元气，就得首先接上天气地气。农历正是向人间运送天气和地气的，是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接上天气和地气的。

　　民间传统比经典传统更牢靠 依陋见，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传统，一部分是民间传统。经典传统固然重要，但民间传统更重要。因为经典只有化在民间，成为气候，成为地力，才能成为营养，也才能保有生命力，否则就只是一些华美的句段，也不牢靠。民间是大地，是土壤，经典是大地上的植物。只要大地在，就会有根在，只要有根在，就会春来草自草。

　　经典传统是可以断裂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裂。焚书坑儒时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文革”十年，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民间传统就像水，再锋利的刀，也是无法斩断河流的。如果说农历是一个民族的命脉，那么“农历精神”就是一个人的血脉。一个民族，如果有强大的民间传统，就会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如果有强大的“农历精神”，就会随处结祥云。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历才是真正的中国符号。

　　“农历精神”比“农历”更重要 诚然，我们可能无法回到农历时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精神”。……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因为“农历”本质上是生命力的“统觉”，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合”，在我看来它就是“顺”，而“顺”，就是“利”，所谓“顺利”……

　　近年来，在走进农历的过程中，我渐渐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骄傲的头，弯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负的腰，“农历”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私、包括自恋。在《农历》之《中元》一节中，我把《目连救母》一出戏全部搬进了进来，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古人的心量，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东方“救文化”的寓言，目连所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更是大地母亲，自然母亲，斯文母亲，仁爱母亲。而《目连救母》作为一出戏，世世传唱，代代完善，却没有作者署名，这样的“作家”，该是多么让人崇敬。因此，对我来说，《农历》的写作还是一次深深的忏悔。

　　“祝福”比“批判”更有效 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个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就像“点灯时分”，把灯点亮才是关键……

　　“农历”的品质是无私，是奉献，是感恩，是敬畏，是养成，是化育。 “农历”是一个大课堂，它是一种不教之教。“农历”就是条“轨道”，它既是一条人格之轨，也是一条祝福之轨，更是一条幸福之轨。它的左轨是吉祥，右轨是如意。因此，关于《农历》，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2009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我集中出版了“刘庆邦长篇小说系列”。其中，《平原上的歌谣》《红煤》是再版，《遍地月光》是新创。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遍地月光》写的是“文革”期间地主、富农子女的命运。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一个地主家的儿子找对象的故事。找对象是生命延续的本能，也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但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年代，血统论的简单判断，压制了他的本能，剥夺了他的权利，使他变成了“地主羔子”，政治贱民。他找对象的事遇到了重重阻力，屡屡搁浅。他看上了地主家的闺女赵自华，赵自华为给弟弟换亲被人换走了。大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傻闺女，傻闺女在公社当干部的叔叔不同意。他又追求一个出身更为复杂的闺女，受到无情地陷害和批斗。他两次逃走，两次被抓回。第三次才逃跑成功。他流落外地，在形势转变后做起了小生意，直到三十多岁了仍未找到对象。后来，他租了一个寡妇，和寡妇假扮夫妻回乡探亲。他过去受的是政治上的迫害，现在受到了金钱的挤压。他们假扮夫妻的事被人识破，受到百般嘲弄。最后，寡妇了解了他的经历和处境，并为他的真情所感动，答应与他结为夫妻。

　　和以前的每部作品一样，我所写的都是我亲历的生活。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遍地月光》所写的这段农村生活，是我感受最深刻、情感经历最丰富的一段生活。我对这部作品非常重视，做了多年准备工作才开始动笔。在动笔之前，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四条标准：一是看了还想看；二是愿意带在路上看；三是愿意送给朋友看；四是不管从哪里看起，都看得进去，并有所得。这四条标准分别是对情感、语言、思想和细节而言，情感要饱满，语言须灵动，思想要有历史感和穿透力，细节密度要大。这些标准不是外向的，是内向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小说是否达到了这些标准，还需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在“2009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100佳”中，《遍地月光》名列第19。读书报的编者这样评价：“这是因短篇小说享誉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的长篇新作，文革、农村、少年成长史、改革开放、精神乡愁，这些元素、题材均为刘庆邦所驾轻就熟，质朴的语言和深入的人性挖掘则为这部长篇在可读性之外增添几分厚重，主人公的命运沉浮引人扼腕，读者亦可从中体会物质丰富之后精神丢失了什么。”

　　我知道，《遍地月光》不是畅销书，但我相信她会有知音。前些日子听刘恒说：如果是你的知音，你不必说什么，也是你的知音。如果不是你的知音，你说再多也无用。

　　碧色寨至今还是一个隐匿在滇南边陲的小村庄，鲜为人知。但在许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流金淌银、歌舞洞天之地。在我们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许多仿佛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城市，巨变中的繁华已经让人见惯不惊。但我似乎更关注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到碧色寨时，面对一条寂寞冷清的老铁路，斑驳陆离的法式火车站、歪歪斜斜的洋楼，以及铁路对面凋敝的村庄、低矮灰暗的房舍，我好像看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村庄马孔多。

　　这是碧色寨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了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既然在藏区的写作已经到了某个阶段，我可能需要一次转型，需要重新去发现并学习一种文化，或许是一条路子。

　　许多云南人可能会为一条通往境外的铁路——滇越铁路——而自豪，它曾经带给这个边疆省份太多的温馨回忆，太多的陈年旧梦。那时不要说边地云南，就是广袤的中国大地，都还处于一种闭塞的、保守的、落后的甚至原始、蛮荒的状态。这种社会形态在云南的民族地区体现得更为突出。但是，当一列具有浓郁殖民色彩的火车带着太多的血腥、疯狂的梦想和傲慢的姿态，猛然撞开僵化保守的中华帝国南大门时，古老的乡村不再淳朴宁静，沉睡的大地充满了喧嚣，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迫改变。这就像一个寓言，昭示着一个封建保守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在上个世纪初必须要承受的屈辱和苦难，必须要付出的昂贵学费和无数鲜活的生命。在边陲之地云南，这种代价或许更为惨痛，文明的反差更为巨大。在共和国的铁路交通已经进入高速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上个世纪初在云南大地上奔跑的火车，似乎正承载着历史，向着最后的终点站——博物馆，缓慢驶去。久远的汽笛正在消散，蜿蜒在南国高原的铁轨正在慢慢锈蚀；真实可信的历史，就像一趟远去的火车，在人们的视线里日益模糊，越来越像一个传说，甚至越来越像一段传奇。

　　但这条由血和泪修筑起来的跨国铁路，那些被历史的烟尘湮没了的动人故事，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来到云南工作后，甚至也没有乘坐过一次滇越铁路线上的小火车，我只是多次远远地对它行注目礼，多次听到有关它的动人传说。但作为一个铁路职工子弟，我对铁路与火车，同样有着某种血脉深处的认同感。我基本上算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我的父亲年轻时就修铁路（成渝铁路），我在少年时期也干过不少爬火车的事儿，在睡梦中时常伴着火车的汽笛和震动。那种老式的蒸汽机火车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特别深刻，红色镶白边的钢铁车轮、巨大的动力臂、粗犷雄性的轰鸣和吼叫，宛如在大地上奔跑着的无所不能的英雄。按现在的孩子们的眼光看，它就是那个年代的机器侠。我父亲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但他那种铁路人的自豪，经常对我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我父亲修的铁路和我现在写的铁路是多么的不一样。

　　我关注的是一条在艰难环境下修建起来的国际铁路由此而带来的不同文明的冲撞与对话，铁路在那个年代，其实就是一种象征。那些来到东方的殖民者，他们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迎面相遇时，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命运？以及一个古老的民族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如何从仇视、反抗、拒绝到反思、学习、借鉴。我还想在这部书中表现出云南的另外一面：这就是它在上个世纪初的开化、现代和所体现出来的商业文明、物质力量。通常人们提到云南，总是将它同民族众多、风情奇异、原始古朴这样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或许没有想到，即便是在上个世纪初，在滇南一线，因为有了这条铁路，海关、邮局、电影、洋行、商号、股份制公司、以及日进斗金的工矿企业，已然代表了这片土地在历经磨难之后奋起直追的勇气和尊严。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云南的这一面并不为彩云之南以外的人们所知多少。

　　表现这一题材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殖民半殖民时期的文化，西方人在那个特定时代看待中国的眼光，彝族这个古朴单纯的民族面对猝然开进来的火车的慌乱和阵痛，坚守和迷惘等等。这里面涉及到的历史知识、民族学知识、宗教文化和地方志等方面的内容，都需要重新去学习认知。

　　我从2009年开始阅读滇南各民族文化方面的书籍，同时在这片土地上跑，走遍了滇南的十多个县，这是我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在大地之书里吸取创作的源泉。在中国或许有许多这样神奇的地方，即便在同一片地域，同一个历史时段，甚至同一个民族，也会演绎出不同的风情、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人生命运。尤其在云南，不但它的气候是立体的，植被是立体的，地形是立体的，文化也是立体的。它常常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像个美人一样，嫣然展现出她风姿绰约、精美绝伦的天地大美。

　　我感到庆幸的是，到2010年底，终于完成了这部反映一条血腥铁路由盛到衰的历史和几个贸然闯进东方文明古国的西方人命运的小说。西方殖民者当年在这里寄托了太多的财富梦想，太多的爱恨恩怨，太多的悲欢离合。直到21世纪初，法国人还在回访这个遗世独立的车站，寻找他们的祖辈在遥远的东方留下的足迹。他们都不愿忘记，我们就更应该铭记这段历史了。

　　铁路在许多人眼里，其实也是一个隐喻，它驶向未来，又满载我们挥之不去的怀旧回到过去；它也像时间纵向坐标上的一个活体标本，一笔沉重的历史遗产，延伸在五彩斑斓的大地。我相信，它不会就此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感谢《长篇小说选刊》对这部作品的厚爱。我一向认为，发表了的作品被刊物选载，是对作家劳动的一次额外的奖赏和再度的肯定。对此我深感荣幸。

　　有读者朋友说，《年日如草》是一部写“变”的小说，写社会之变，人心之变，价值观之变。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我更愿意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想法，这两个词就是寻找和融入。小说中的主人公曹大屯十八岁走进城市，就是为寻找幸福而来，但他没有想到融入城市的痛苦和精神煎熬是如此巨大。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只不过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感受。这部小说涉及到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特有的“农转非”现象，关注农转非后农村人来到城市后的生存状态。这也正契合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汹涌的城市化进程。小说的主人公曹大屯以及他的家庭，正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这个“特殊群体”。

　　实话实说，曹大屯身上融入了我个人的记忆和经验。我本人就是通过“农转非”这种中国特有的现象，从山东最北边一个偏僻的村庄来到省会济南的，那时候我还在县城读中学。尽管我两年后才来到济南，但当时，我的心早就来了，我对济南这座城市充满向往。这种“城市梦”，那个时候很普遍，这是当时的城乡“二元”社会和计划经济决定的。那时候城市里没有几个打工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农村人来说，城市神秘、陌生而又遥远，他们根本不了解城市，觉得城市里什么都好。我父亲单位家属院里，像“农转非”这种情况的，大概能占到三分之一。大家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变成城市人了，可是真的走进来，才发现不仅仅是生存不容易，还有好多的不适应，他们的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但心还是农村人的心，也可以说是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就真的能把人撞毁。我的一个邻居，来济南时，二十来岁，小伙子壮壮的黑黑的，老实又本分，但没有文化，进了一家汽修厂上班，开始整天乐呵呵的，可过了不到两年，精神病了，天天钻到卫生间里冲澡，一天能用掉两块香皂，据说是厂里的同事看不起他，耍他玩儿，说他身上有味儿，加上遇到点儿感情挫折，崩溃了，后来只好又回农村去了。他父亲也提前办了内退，陪他回到老家，听说给他买了几只羊，天天在家放羊。

　　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的事儿，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些人真的不容易，他们不同于那些从农村考入城市的大中专毕业生，那是“鲤鱼跳龙门”，当时还是国家包分配，工作都不错，有先天性的心理优势；他们又不同于后来的打工者，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很自然退回到乡村的那个家；而这部分人，他们是来城市扎根的，他们退不回去，他们当中，大都是失败者。他们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挣扎呢？他们到底在城市里是如何生活的？这也许就是促使我写就这部小说最直接的原因吧。

　　开始动笔之前，我想得较多还是小说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处于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小说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一部小说，如果不面对这个时代的疑问和痛苦，就很难说有现实意义可言。

　　所以我塑造了曹大屯这个人物形象。这是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正是当下小说创作中被忽视的。最主要的是，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不管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我还是试图想赋予他一些新意。比如他尴尬的身份，他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他无所适从，他踯躅、彷徨、寻找，他试图融入其中，但这太难了，不仅在生存上，更在心灵上，所以他的挣扎和痛苦都是双重的。当然，他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他们的身份变成城市人了，但心还是农村人的心。

　　我记录的是刚刚过去或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好写，把握起来难度很大。开了两次头，每次都写到三四万字吧，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把人物写死了，只好推翻重来。后来读《圣经·诗篇》，读到这几句诗，心里一下子激动起来，一下子把好多东西激活了。所以，小说得先有一个自己心里觉得合适的名字。《十月·长篇小说》发表这部长篇小说时，在刊物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部力图革新生活的个人奋斗史，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这句活说到我心里去了，多多少少满足了我的一些虚荣心。

　　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命运，永远值得我们写作者去书写。
　
　　感谢作家出版社、《十月》杂志和《长篇小说选刊》的各位编辑老师对这部小说的厚爱。

　　《红药》的写作，中间经过一番起伏。小说开头的第一段是这样的：“刘锡吾来到前铺的三天前，前铺刚刚经历了一场屠戮。红军前铺医院医官看护伤病员连同前铺村老少乡亲一百九十八人除五人幸存外全尽被杀。”这当然是个很好的制造悬疑的材料。下笔之前，也曾有个很悬疑的构思：红军医院遭遇敌人突袭血洗之后，上级抽派了两个得力干部来，一个负责查找潜伏的暗探，一个受命迅速地组建后方医院。暗藏的敌人继续实施破坏，制造假象，嫁祸于人，使得医院迷障重重，人心惶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义终取得最后胜利……

　　这可能是个很讨巧的故事，出版社很愿意依这个故事走下去，而影视剧改编者也格外青睐这一类的红色谍战故事，读者们也觉得这么个故事应该很值得一写。

　　悬疑的套路始终在诱惑着我，我知道循着那些套路往下走，营造起来非常方便，轻车熟路，容易产生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扣人心弦的效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写到第三章，我突然对自己的构思有些犹疑。我对自己对这部新作的把握产生了怀疑。

　　我想说说我那些日子的思考。我想说的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这类题材的创作总是不能让批评界和读者满意？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地从那段历史中挖掘出感人至深却又让人真正信服和感动的东西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淡漠这方面的叙述和文字？……我想到许多问题，其中就有些是针对时下这类题材创作的一些现象有感而发的。比如，当下大部分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单纯追求表面的情节和故事，冲淡了更需要深入表达的一些东西。更应该清醒看到的是，红色题材作品的创作，从先前的单纯概念化的“英雄主义”风气到现在的以悬疑惊险为时髦，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态度如何？我们又在回避什么？我们一开始是俗媚，现在却又开始着媚俗。

　　这些当然牵扯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并非能一蹴而就，我想至少我得努力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红药》中另外几个重要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除了查找内鬼，后方医院最根本的工作还是救治。救治需要医生和药物。所有的情节从这两点展开。在白军的严密封锁中获取药品，就有足够的空间营造出惊心动魄的情节。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对一部成熟的小说来说，人物的组合和相互关系才至关重要。于是《红药》的故事背景中就有了很独特的一个群体。

　　毕有康是白军医官，做了红军的俘虏，他信奉的是三民主义；白长吉是一位信奉上帝的洋牧师，是个教区的医生；诸葛泰逑是一名颇有名望的中医，他笃信佛教；还有一位宋长庚，则是和齐满年一样在苏联留学多年的布尔什维克，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外加一个从战场上被派来重建医院的战斗英雄和一个土匪出身的汉子以及一群伤愈后自愿留下来的缺胳膊少腿的男人……

　　这样的一群人在同一个环境中，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怀疑和被怀疑，寻找“内鬼”的证据和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宗教教义上的冲突和救死扶伤中的融会，突如其来的险境中的应对，缺医少药甚至连基本的粮食都无法保障下的救治……我在文字中作着努力，使其呈现别具一格的情节，力争使这部小说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有那么一点标新立异的效果。

　　我不知道自己做到了没有，但《红药》的写作让我有所感悟，还是那句老话，文学创作中，塑造人物才是最最根本的所在，人物的设置和他们所置身的独特环境以及人物间的特殊关系，还有其性格在环境中的展现，是故事之源。我想说的是：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类的小说给读者在阅读中想象的空间更大，即使进行影视改编，创作者二次创作的空间也更大。我将继续我的言说路线走下去，不管是已经完成出版的《红刃》《红药》《红猫》。还是不久将出版的《红币》以及即将创作的《红商》《红邮》等都将呈现出各各不同的故事和特色。

　　《北京情报站》表现的是近年来反党内贪腐反西方敌对势力的尖锐斗争。情节是虚构的，基础却是现实生活，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有原型。
　　
　　主人公钟勇的原型牺牲了。领导讲到他牺牲时不禁哽咽了，灯光照在领导脸颊上亮闪闪满是泪水，我身边干部们也泪水涟涟。看到四五十岁的男人们流泪是惊心的，眼泪也在我眼眶里打转，却没流下来，当时我就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都写下来！钟勇直接上级——纪工委书记秦钢的原型为党中央机关中某位正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我垂头丧气时他给我力量，就像开会时我们常听他教育一样。同样，布雷兹、田处长等也有原型。不过，与党内贪腐和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远比一部小说所能表现的更为艰难曲折和更加惊心动魄。

　　《北京情报站》的形成在2009年。当时我参加中央党校正厅级干部秋季班，聆听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所作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报告，如醍醐灌顶，之后酝酿成为《北京情报站》的主题、人物和故事情节：通过坚持理想信念的党员干部与丧失理想信念的腐败分子以及西方情报机关的斗争，努力揭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抓好党建这一道理。

　　这是因为，即便美国的专家学者和政治家们也认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而一部美国的历史，就是在清教精神支持下的文化促成经济军事社会的飞速发展史。综观新中国的历程，其实也是一部在理想信念支持下的发展壮大史。如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组织了一支被当时西方军事学家们讥笑为“拿着博物馆武器”的军队，却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及其16个国家的仆从军激战三年，最终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所以毛主席评价道：“我们是气多钢少”。

　　古往今来，世界著名战略家们在思考如何运用国家力量时，无不将决心意志视为最重要的因素，正如拿破仑所说“剑总是对精神俯首称臣的”。因此，尽管新中国一诞生就在西方的重重威胁围堵之中，却最终让四起的狼烟一一消弭，新中国的强大地位从此确立。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党内贪腐现象越来越严重，“反腐败”几乎成了民众“孜孜不倦”的关注话题。至今已经连续几年，新华网所做的“两会”热点调查，“反腐败”的排名都未跌出前三。所以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英明论断。如红色超级大国土崩瓦解，而实施这场史无前例大爆破的，却是苏共内部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叛徒集团加第五纵队才有能力埋葬自己的党、国家和他们曾经宣誓效忠的社会制度。

　　所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就是避免中国出现重大问题的关键。此外，从文化上讲，还要建立起能够感召人们心灵的核心文化精神，树立起人们的终极目标和精神家园，决不能让一些人心目中除了钱之外没有任何支撑，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尤为重要。

　　如最近郴州贪腐窝案官员们在狱中所谈：失去理想信念之后，“干部一旦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或缺少监督就会蜕变”；“如果有人早一点找我雷渊利谈话，提醒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人再笨也肯定会警醒。趁我还没有病入膏肓，我老雷就是一头猪，犯罪之心也会被吓跑”。

　　所以，如果党的建设被忽视被削弱，如果文化审美被虚无被扭曲，失去信仰支撑的党员干部们自然会像《北京情报站》所揭示的那样：拼命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自己甚至家族的财富，以至与西方敌对势力相勾结卖国求荣。当然，同时也会出现书中表现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以钟勇、秦钢、吴书记等原型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了保卫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党内腐败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展开了最坚决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所以我想，小说应当是伟大而艰辛的民族复兴时代的见证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