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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主旋律的变奏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主旋律的变奏

贺绍俊

  主旋律是一个音乐术语,指在一部音乐作品或一个乐章行进过程中再现或变奏的主要乐句或音型。毫无疑问,主旋律将决定一部作品的基调。但主旋律如今早已越出音乐的范畴,成为一个常在我们耳边回响的文学词汇。作为一个常用的文学词汇,主旋律是指一般文艺作品的主要精神或基调。主旋律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旋律。中国的文学传统就非常强调主旋律。古人曾说过:“文以载道”,所谓“道”,其实就是被古代文人广泛认可的主旋律。我们在欣赏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同时也在接受美国主旋律的熏陶。好莱坞大片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也说明了一点,主旋律并不必然地与艺术性相冲突,关键是如何去表现主旋律。在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旋律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但毋庸讳言,特别成功的主旋律作品很少。这与我们对主旋律长期怀有的一些不正确认识有关。比如说,认为主旋律仅仅关乎思想性,甚至因为它是一种预设的思想性,就认为它必然与创作的自由精神相冲突,也就必然要伤害作者的艺术品格。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有的作家为了保持创作的自由,干脆就采取拒绝主旋律的态度。有的作家则以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处理主旋律的创作,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主旋律的题材,就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承认,作品自然就成功了。主旋律在中国的遭遇很微妙,一方面文坛内外把主旋律叫得很响亮,另一方面,我们又缺乏对主旋律创作正常和有效的研究和探讨。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缘由之一,我想就以今年以来所读到的一些主旋律作品为例,谈谈我对主旋律创作的一些看法。
  为什么讨论的是主旋律的变奏?因为主旋律只有通过不断地变奏才能成为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讨论变奏,其实也就是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主旋律。

主旋律创作首先要处理好核心价值与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核心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从时代和现实的需要出发,提出的体现了社会主流的价值内涵。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就是我们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特点和实质的基本纬度,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是人类文明长期积累的积极成果,体现了人类生存和文明存续的普遍需要,它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辩证关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体现出对人类普遍认同价值的认同和推广,也可以说,是人类普遍认同价值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具体呈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提法蕴含着人类普遍认同价值的丰富性。过去我们指责资产阶级提倡“平等、博爱、自由”是虚伪的,这说明人类普遍认同价值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指责就把“平等、博爱、自由”这些美好的字眼舍弃不用,把这些美好字眼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由他们独享,以为这些美好字眼只与资产阶级有关。今天,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更应该彰显我们核心价值体系中所蕴含的人类普遍认同价值,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在主旋律作品中的价值追求。
  张新科的《苍茫大地》是一部表现南京雨花台烈士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作者选择这一题材实际上也就确定了主旋律的主题:书写革命英雄,弘扬英雄主义精神。而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共产党人形象许子鹤,这一形象不仅具有共产党人形象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阶级本色,而且亲切感人,充满智慧、情感丰沛。这一形象有成功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作者能够处理好核心价值与人类普遍认同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给主人公许子鹤确定了符合共产党人思想原则的中规中矩的底色:忠诚、信仰、使命、志向、责任感、牺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孝顺、爱情的忠诚、与人友善、古道热肠,等等。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写许子鹤对待父母特别是对待养母的感人故事,也妥善地写到了他与叶瑛的爱情婚姻以及他与德国姑娘克劳娅的微妙的情感关系。可以说,张新科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既伟岸又亲切的英雄形象,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

主旋律创作不能失去作家的主体性

  范小青的《桂香街》可以说是一部命题作文式的作品。小说以江苏一位居委会干部模范的事迹为基础,当地政府希望范小青能以文学的方式宣扬这位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范小青接受了这一任务,但她并没有将此写成一篇单纯歌颂好人好事的作品,而是将这一主旋律的主题纳入自己的文学思路之中。范小青的文学思路之一便是寻找。对于范小青来说,寻找不仅仅是为了编织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而且也是她孜孜以求的精神。寻找精神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意向,人类不就是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开拓和丰富人类文明的资源的吗?范小青有着强烈的寻找精神,她以寻找铺延了自己的一条文学旅程。如她在《文火煨肥羊》里寻找会昆曲的老人,在《城乡简史》里寻找账本和精油,在《我的名字叫王村》里寻找弟弟,等等,在每一部作品里,范小青寻找的对象是具体的,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所有的寻找都映射着一个大的寻找,即范小青对于未来和理想的追问和寻找。范小青自己也说过:“寻找曾经是我的主题,但当小说完成的时候,主题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理解范小青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她写作每一部小说时都有一个寻找的对象,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小说完成意味着寻找的工作解决了,但新的寻找又在她的心中产生了。从寻找的文学思路出发,范小青写《桂香街》就不是直接、正面地书写这一形象,而是设置了一个寻找的主线索:寻找居委会新来的蒋主任。《桂香街》的寻找是多方位的。寻找蒋主任是小说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主人公林又红逐渐走进了桂香街居委会,她一再面临需要寻找的事情,如寻找城管打人的真相,寻找问题牛肉的进货渠道……林又红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最后寻找到了居委会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长在桂香街上的老桂树。老桂树的桂香,香飘四处,沁人心脾。这也是范小青最要寻找的东西:现实中的英模人物为什么能够受到人们的拥戴,因为他们就像是长在人们身边的一株桂树,范小青将这种精神命名为“桂香精神”,用小说中潘师傅的话说,“居委会的工作,零零散散,点点滴滴,就像桂花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能渗入人心,能够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所谓作家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在面对主旋律时,作家要有自己的眼光和视角。
  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在今年初出版后曾引起极大的反响,首先就在于小说直接而且尖锐地写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反腐斗争。反腐和从严治党是当前的主旋律,在这一大的政治形势的推动下,一种主旋律式的反腐小说类型应运而生。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在思想主题上严格遵循主旋律的要求,在思想表达上毫不逾矩,而在故事情节上抓住人们对反腐内幕的好奇性,追求戏剧性和隐秘性,以此吸引读者。从整体上说,这类反腐小说在精神价值上乏善可陈。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尽管其思想倾向上符合主旋律的要求,但作者并不是单纯为写反腐而写反腐,尽管他掌握了一个很精彩的反腐故事,但他并没有将其写成完全类型化的反腐小说,他在面对反腐斗争时尽管高度认同党中央的决策,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眼光和视角,因此小说不仅写出了当下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多面性,更将其提高到了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由此揭示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的恶化。
  政治生态,这是我们理解《人民的名义》这部小说的关键词。中国官场为什么贪腐屡禁不止,越演越烈,就在于我们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小说通过某省的一桩反腐大案,充分反映出政治生态恶化的状况,正是政治生态恶化,腐败才有了肆无忌惮生长的条件。政治生态恶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场关系网纵横交错,小说中的官员要么属于秘书帮,要么属于政法帮,如果你不属于哪个山头、帮派,就等于没有政治资源,哪怕你干得再好,也无法得到升迁。易学习就是这样一名官员。王大路这个人物则反映了政治生态恶化的另一种形态,他辞去官职下海经商,经商中发现经商绕不开官场权力,便有了“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绑”的叹息。小说还写到政治生态恶化带来官员婚姻和家庭的不正常,无论是吴慧芬与高育良,还是李达康与欧阳菁,其夫妻关系的变态和虚伪令人震惊。显然这些人物和故事的设计,并不是为写破案的,而是为强调政治生态这一主题的。从政治生态入手,作者周梅森大胆触及了不少敏感尖锐的政治问题。比如小说就提出了一把手问题。小说借李达康之口说,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如果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一把手心术不正,谁来监督一把手?而小说最后也结束在政治生态的意象上,作者特意设计了一个细节,侯亮平和季昌明坐着车从生态园区开出,眼前的景象则从一片片绿色植被转变为一派灰褐的田野,他们在车上感叹道,如果大家都能做陈岩石,“我省的书面和政治生态何至于如此不堪啊!”

主旋律创作既要紧贴大地,也要保持距离

  主旋律创作是一种命题作文,带有主题先行的特点,很容易纯粹从观念出发,陷入概念化写作的窠臼之中。紧贴大地也许是使我们避免概念化的途径之一。所谓紧贴大地,就是说要与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要让自己的生活体验直接进入写作之中,但仅仅有紧贴大地还不够,因为作者头脑中预设的观念不是来自本人对于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思考,观念与经验是脱节的,如果作者习惯于主题先行的思维,有可能将鲜活的生活经验纳入观念的框架之中,以预设的观念去生硬地诠释经验、肢解经验;或者就是被现实牵着鼻子走,缺少消化和理解生活经验的过程。因此在紧贴大地的同时,又要做到保持距离。
  苗秀侠的《皖北大地》是一部现实感非常强的作品。小说将我们带入当下的皖北乡村,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这部小说也是苗秀侠深入生活的成果,她在农村挂职一年多,感受到农村的新变化,也掌握了当下农村工作的重点和难度,她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小说,而且小说的主题就与挂职有着直接的联系。小说的主题很明确,即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问题。伴随这一主题,小说涉及当前农村现实问题的方方面面,如三农问题,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皖北大地上的禁烧、上访工作,等等。围绕农民的出走及回乡,作者重点塑造了农瓦房和安玉枫这两个农村新人形象,两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突出了人物身上的可贵精神。特别是农瓦房,他热爱土地和庄稼,他身上的农业的工匠精神,写得很传神。小说里很少有这样去书写农业和劳动的,一般是描述劳动的艰苦,而农瓦房爱种地爱到痴迷,他种庄稼是一种享受,像做行为艺术,比如栽红芋,挖坑埋红芋苗,埋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比如他爱土地,种地像绣花一样精细,写得很不一般。从这部小说的生动故事中可以看到苗秀侠在紧贴大地上做得非常好,但同时我也感到她因为未能在保持距离上做出必要的努力,就使她未能站在文学的角度,对生活进行更深的思考。小说中有很多可以开掘的东西,还没有开掘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比如写新农村建设,农村新人还处于成长状态,还缺乏足够扎实的生活原型,那么就需要作家依照生活的逻辑和对生活的理解去想象,去设计。但小说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比如,安玉枫和杨二香,还不是现代化所期待的新型农民,还需要挖掘。又比如禁烧情节在小说中写得非常精彩、生动,像一场战争。但禁烧秸秆毕竟只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项时效性很强的工作,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与各级领导的政绩考核直接挂钩,但小说以此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情节,显然就很不合适,它反而让故事远离了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涵。

要从主旋律的模式化思维中走出来

  主旋律一直受到重视,也一直以各种方式加以提倡,它似乎也具有一种优势,得到各种优待。这无可厚非,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旋律创作缺乏自省和完善的良好环境,在无形中就会形成一些模式化的思维,这些模式化思维是阻碍主旋律创作得到提高和突破的主要因素。那么,什么是主旋律的模式化思维,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够概括出一二三来,但它似乎又很难用一二三的方式来概括,它有时候就像是“二十二条军规”,看似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所以我们的主旋律作品都难免留下模式化思维的痕迹。对于作家来说,如何摆脱模式化思维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以《苍茫大地》为例,尽管我在前面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在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上所作出的努力,但即使如此,我仍感到主旋律模式化思维在英雄形象塑造上留下的痕迹,这突出体现在他对许子鹤妻子叶瑛的理解和书写上。受主旋律模式化思维的影响,作者就完全忽视了叶瑛这一人物的悲剧性,把她写成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符号性人物,只是以她来陪衬许子鹤的政治意志。
  我想重点说说两部小说,一部是范稳的《重庆之眼》,一部是海飞的《惊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抗日战争题材无疑是主旋律创作的重要内容,我们一直在书写,但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很少,更遑论进入世界性战争文学经典系列之中。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发掘抗日战争这一重要的文学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迫切需要在抗日战争题材中有所突破。《重庆之眼》和《惊蛰》的两位作者都在突破上下了功夫,也带来了突破之喜。《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重庆实施了反复的大轰炸,造成巨大的战争灾难。但范稳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写成一部揭露和控诉侵略罪行的小说,也没有简单地按照主旋律的要求,通过书写重庆大轰炸来表达爱国主义之情,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来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因此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呈现,一条是今天人们向日本政府起诉战争赔偿的诉讼。两条线索不仅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而且也通过现实的诉讼直戳历史的核心。中国律师赵铁和日本律师梅泽一郎为重庆大轰炸的起诉而走到了一起,但他们两人对战争的认知是有矛盾的,终于他们争论了起来,他们的争论正是这部小说的立意所在。梅泽一郎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所以当他听到赵铁要结合重庆大轰炸这段史事在大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时“脸色马上阴沉起来”。虽然两位律师互相都说服了对方,虽然作者也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但耐人寻味的是,当梅泽一郎在法庭上听到宣判中国的受难者败诉之后,范稳写到他的反应是“像中枪一样瘫坐在椅子上”,而后又写到他站起来,走到中间,“向法庭里的中国人鞠躬、致歉”。梅泽一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他的这些举动显然要比他改变观点更有震撼力。这样的构思表现出作者范稳国际化的视野和现代性的思想高度。
  海飞的《惊蛰》在主题上中规中矩,但他将一个主旋律的主题安置在谍战小说的叙事模式上,并能较好地将谍战小说的情节性和主旋律的思想性融为一体,他从革命者的成长经历中去表达主题,在《惊蛰》中塑造了一位特殊的成长者陈山。陈山不过是上海街头的一名混混,被日军逼迫做他们的间谍,但在生与死的严酷现实的敲打中,他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勇敢的爱国战士。尽管这两部小说都有各自的突破之喜,但又受到同样的主旋律模式化思维的影响,这就是写抗日战争必写国共斗争的模式化思维。正是这一模式化思维,给两部小说带来了一定的思想缺陷。在《重庆之眼》里,写延安潜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如何成功地策反了国民党飞行大队的飞行员刘云翔,孤立地看,似乎是在写刘云翔的阶级觉悟,但放在重庆大轰炸的背景下,这样的情节就很成问题,刘云翔正在参加抵抗日军轰炸的军事行动,他第一次参战就击落了一驾日机,成为重庆家喻户晓的英雄。这个时候策反,到底是为了抗日还是在帮日军的忙呢?而在《惊蛰》里,陈山前后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这固然体现了地下党的成功策反,也体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成长,但也不能为了强化前后对比而一味将陈山以前的表现设定得过于低下,尤其不能因此而无视道德的红线。比如写陈山开始抱着只要能救妹妹便什么都不顾的念头去当日军的间谍,当他潜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盗出重庆高射炮的布防图时,他事实上就已经堕落为一名汉奸,犯下了卖国罪。因此无论小说怎样强调地下党对他的教育,怎样写他加入革命队伍的坚定,我作为一名读者仍然无法原谅他的犯罪。

结语:从重新认识赵树理的意义出发

  主旋律是高亢雄壮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主旋律,但主旋律的弘扬有赖于在变奏上做文章,否则主旋律就成为一种单调的音响。我发现,主旋律的变奏并非易事,它考验着作家的思想智慧和艺术功力。有不少前辈作家为主旋律的变奏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想起了被誉为人民作家的赵树理。人们多半是从“山药蛋派”“乡土文学”的角度来谈赵树理,但为什么不从主旋律变奏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赵树理的意义呢?要知道,赵树理的一生都在为如何进行主旋律的变奏而苦苦地思索。延安时期的文学最初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主旋律的声音难以得到表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树理涌现出来了。赵树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讲述普通农民的故事,与当时所强调的主旋律相吻合,因此,党的文学理论家陈荒煤兴奋地表示,主旋律文学就是要“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但赵树理并没有被赵树理方向的提法所陶醉,相反,当他被赋予“方向”的意义后,他在创作中更能敏锐地感受到主旋律的要求与人民诉求之间有时存在着矛盾,他的创作并不回避这种矛盾,而是努力在主旋律的变奏中有效地谐调矛盾,表达人民的诉求。赵树理正是通过这种努力,使其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新颖的思想价值。日本的著名学者竹内好就此提出“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认为“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但是,赵树理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政治过分干预文学的背景下,赵树理的努力不被理解,他的有效变奏不断遭到批判,在1960年代最严峻的时期,赵树理不得不痛苦地放弃了写作。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赵树理的意义,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对主旋律变奏的探索和实践。主旋律变奏的一些核心问题,赵树理都涉及到了,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的探索不得不中止。我们应该在赵树理中止的地方重新出发。主旋律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将其作为文学的真问题来研究,珍惜前辈作家在这方面付出的心血,形成主旋律文学的传统,让主旋律的变奏为时代演绎出最优雅动听的乐章。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文艺报》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研究和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重构宏大叙述》《当代文学新空间》《文学批评学》《中国当代文学图志》《铁凝评传》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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