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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依然强劲的乡土文学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2期

依然强劲的乡土文学

——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方面

孟繁华

  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即乡土文学逐步转向都市文学的趋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变化与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或社会生活的剧变密切相关。或者说,当下作家敢于直面生活的变迁,有勇气表达还那么不确定的现实生活,显示了当下中国作家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的自信和坚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城市新的文明形态还在构建之中,相对稳定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形成,与城市有关的小说同样显得纷乱、迷茫甚至表面化。我们还没有像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等书写的圣彼得堡;巴尔扎克、雨果等书写的巴黎;狄更斯、简·奥斯汀等书写的伦敦等具有标志性的成熟的城市文学。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有老舍书写的北京、张爱玲书写的上海,但今天的北京已不是老舍时代的北京,上海也不是张爱玲时代的上海。因此,老舍、张爱玲对中国城市的书写已几近绝唱。王朔、王安忆、金宇澄等作家,提供了切近的城市文学经验,他们的努力格外值得重视。但是,城市文学普遍状况并不乐观,我们还没有一个具有表征性的城市文学人物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如何书写今天中国的城市,如何建构中国新的城市文化经验,对于当下中国作家而言,道路还十分漫长。
  另一方面,当下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虽然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乡村文明的崩溃已不可避免。但是,纵观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就题材而言,成就更大的还是乡土文学。

一、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

  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是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首先与中国的社会形态有关。前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乡土中国”,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所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独特的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文学的虚构性和想象力也必须在这样的范畴和基本形态中展开。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即乡土文学。鲁迅、王鲁彦、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沈从文、废名、蹇先艾、艾芜等,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20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一文学形态开始向农村题材转变。需要指出的是,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不是一回事。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是同构对应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反映和表达,如果说乡土文学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诉求。这也诚如茅盾在1936年指出的那样:“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茅盾的这一论述,明确地强调了作家书写这一题材的主体性和要抵达的目标。“农村题材”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要反映和表达的,是中国社会开始构建的基本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它的基本依据是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推翻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出路。依据这一学说,现代文学自延安时代开始发生转变并一直延续到1978年。这一文学现象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因此,这些作品在进行新的文学探索的同时,也建构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这一文学探索,彻底改变了中国新文学的农民形象。他们不再是阿Q、华老栓、祥林嫂、老通宝的形象,代之而起的是大春哥、二黑哥、“当红军的哥哥”、水生嫂等活泼朗健、充满青春气息的中国新农民的形象。因此,这个探索具有的文学史意义是不可忽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道路上,建立民族国家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都实现了,但是,中国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1980年,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率先对这条道路提出质疑:在这条道路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依然一贫如洗,出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无论衣着、目光、神色还是精神面貌,与现代文学时代的祥林嫂、华老栓、老通宝等并无差别。因此,这条道路显然不能再坚持,作为意识形态的“农村题材”,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也基本终结。“新乡土文学”在这个时代开始兴起。代表性的作品有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等。当然,即便在“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期间,乡土文学的脉络也并没有全部终结。比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主要作家的创作,史称“山药蛋派”。将他们称为“流派”虽然勉为其难,但他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努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写的是新生活新人物,但他们不是放弃生活依据、以理想化的方式书写中国乡村,而是以朴素、真实和典型化的方式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的形象。因此,乡土文学作为文学的流脉一直没有终结,这一伟大的传统,是文革结束后新乡土文学能够迅速崛起并取得很高成就的原因之一。

二、新世纪的乡村“风景”

  如前所述,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乡村的颓败,看到了穷苦乡亲们苦难的身影和凄楚无助的面孔。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为继,更遑论“新生活”。这一状况,是农村改革开放的现实依据和前提。农村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农民再次做出承诺: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随着华西村、韩村河等明星村镇的不断涌现,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似乎一览无余前程似锦。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显现得更为复杂和充分。或者说,乡村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掌控在想象或设计的路线图上,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发展起来的村庄逐渐实现了与城市的同质化,落后的村庄变成了“空心化”。这两极化的村庄使乡村文明的载体不复存在。80年代,从路遥的《人生》开始,乡土中国的生活因高加林的出现开始起了波澜。这个不安生的后生,一心向往城市生活,一心将自己交付给城市。他要逃离土地,逃离乡村,他不惜抛弃真心爱他的乡村姑娘巧珍,高加林在道德上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道德化地评价一个文学人物大多是靠不住的。高加林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典型人物,就在于他身上充满了新旧交替时代的悖论:他是一个抛弃爱人的无情人,他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新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的变化和动荡,与高加林向往的城市生活或逃离的乡村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高加林是那个时代的个人冒险家,是一个有主体性,并敏锐感应了那个大时代的勃勃生机和跃跃欲试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多半书写了乡土文明的溃败和乡村生活的破产。这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溃败和破产。2003年,刘庆邦有一个中篇小说,题目就是“到城里去”。这是一个决绝的口号,大有农民起义占领城市的悲壮。但是,俊俏、勤劳也工于心计的农村妇女宋家银,在城里不断受挫,梦想还是难以实现。她不得不承认:“城市是城里人的。”同时她又心有不甘,一定让未成年的儿女踏上她未尽的道路。
  一年之后,孙惠芬发表了长篇小说《上塘书》,以“外来者”的视角描绘了一个被称为“上塘”的村庄的社会生活和变化。上塘人向往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和生活,因此,“往外走”就成了上塘的一种“意识形态”,供出的大学生要往外走,供不出大学生的也要往外走,“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有趣的是,“不管是大学生的爷爷奶奶,还是大学生,只要离开上塘,他们梦里的景物,就无一不是上塘的景物,无一不是与上塘景物有关的情节” 。这些情节在作者看来也许只是故事的需要,是叙述的需要,但无意间揭示了“乡村”“现代”两种文化的尖锐对立:乡村文化的不肯妥协,使乡村文化仍然固守于过去而难以进入“现代”;勉强进入“现代”的乡村子孙却找不到了“家园”。乡村进入现代的两难,被作家敏锐地感知到了。从路遥的《人生》、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到孙惠芬的《上塘书》,“往外走”,就这样成了乡村一道挥之难去的风景。
  逃离乡村、到城里去、往外走,成了中国农民的一个梦想、一个情结或一种意识形态。这是现代性过程必然遭遇的问题,它不是通过对与错、好不好来回答或解决的。无论好坏、对错,它都具有历史合目的性的性质。或者说,现代文明诞生以来,就是以压抑甚至剿灭乡村文明为代价发展的。当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它将成为乡村文明遗嘱的执行者,重新打造另一个意义上的田园牧歌或世外桃源。在当下中国,这两个方面奇迹般地同时发生:一方面是乡村文明的溃败,乡村生活的破产,乡下人大批拥入城市;一方面是地产商人热衷于建造的具有田园牧歌乡土气息的远离喧嚣城市的别墅。这也是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物证和表意形式。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和全部复杂性,的确不在我们的把握之中。作家当然不负责理论解释,他们只需通过文学方式呈现他们所理解的乡村风景。
  贾平凹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已经完成的创作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他的备受争议、毁誉参半恰恰证实了他的重要:他是一个值得争议和批评的作家。二十多年来,贾平凹用文学作品的方式,密切地关注着他视野所及变化着的生活和世道人心,并以他的方式对这一变化的现代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和人的生存、心理状态表达着他的犹疑和困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中,比如《浮躁》《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等,虽然也写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总还是洋溢着不易察觉的历史乐观主义。即便是《土门》《高老庄》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到他对整合历史的某种自信和无意识。但是,到了《秦腔》这里,小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个性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没有大悲痛和大欢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秦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是传统乡村中国的象征,它证实着乡村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存在。在小说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渐渐流失,它片段地出现在小说中,恰好印证了它艰难的残存。“疯人”引生是小说的叙述者,但他在小说中最大的作为就是痴心不改地爱着白雪,不仅因为白雪漂亮,重要的还有白雪会唱秦腔。因此引生对白雪的爱也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而是对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承传者的一往情深。白雪是清风街东方文化最后的女神:她漂亮、贤惠、忍辱负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运却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终还是一个被抛弃的对象,而引生并没有能力拯救她。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清风街或传统的乡村中国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乡村中国最后神话即将成为过去,清风街再也不是过去的清风街,世风改变了一切。
  当然,“往外走”,不止是乡村通往“现代”唯一的时间维度。在当代中国,事情还要复杂得多。比如同时期发表的阿来的《空山》,先写了发生在机村的一场大火。但这场大火更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它是一场自然的灾难,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自然的“天火”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机村毁灭性的打击,但自然天火后面的人为“天火”,却为这个遥远的村庄带来了更大的不测。那个被宣判为“反革命”的多吉,连撒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只有舍身跳进悬崖。《空山》将一个时代的苦难和荒谬,蕴涵于一对母子的日常生活里,蕴涵于一场精心构划却又含而不露的“天火”中。这时我们发现,任何一场运动,一场灾难过后,它留下的是人心的创伤记忆而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伤痕。这方面,贾平凹的《古炉》异曲同工。因此,《空山》提出的问题,与《上塘书》、《秦腔》并不在一个维度或范畴里。
  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一改她长篇小说相对写实的特点,而是用了对她来说并不常见的极端荒诞、变形和写实交织的方法。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就是丢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病人的家庭成员和寻找他的过程。在王全寻找弟弟的路途中,当代中国的“病相”在日常生活中逐一暴露出来。小说完全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无论王全还是弟弟,他们的智力水平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难以想象的。那似乎是另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社会环境。但它却以整体的荒诞预示我们了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在具体细节上,小说的每个细节几乎都经得起认真追究。比如王全下车住店的整个过程,比如在精神病院里的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达到精雕细刻的程度。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精神病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仅令人会心更令人备感酸楚。小说道德水准的全面下跌,是我们取得巨大物质财富付出的最大代价,是我们可以感受却未道出的真实存在。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病相”。
  东西《篡改的命》在封面介绍这部作品时说:“有人篡改历史,有人篡改年龄,有人篡改性别,但汪长尺篡改命。”汪长尺是小说的主人公,他要篡改的不是自己的命,是他的儿子汪大志的命。篡改历史、年龄、性别,尽管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但都有可能做到。命,如何篡改?小说的题目充满了悲怆和悬念——究竟是什么力量要一个人冒险去篡改别人的命。汪长尺是一个农家子弟,高考超过录取线二十分却不被录取。不录取的理由是“志愿填歪了”。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决定去找“招生的”理论,经过几天静坐示威抗议,汪长尺的大学梦还是没有解决。汪槐从招生办的楼上跌落摔成重伤。从此,汪长尺就命定般地成了丝命。为了还债、养家糊口,也为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决定到城里谋生。但他不知道,“城里”不是为他准备的。生存的艰窘使他的践行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想象:替人坐牢、讨薪受刀伤,与文盲贺小文结婚后,为了生计贺小文去按摩店当按摩师,然后逐渐成了卖淫女。破碎的生活让汪长尺看到,汪大志长大后就是又一个自己。于是他铤而走险把儿子汪大志送给了富贵人家。贺小文改了嫁,汪长尺多年后死于非命。这是一出惨烈的悲剧,故事当然是东西虚构的。但是,一个乡下人为了改变命运的不惜铤而走险,则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当下乡村的某种绝望情绪。
  另一个广西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开篇就是主角韦三得的死。韦三得是吊在村口的榕树上死的。韦三得究竟是一个什么人,为什么他的死会让人拍手称快弹冠相庆。韦三得是上岭村的一个流氓无产者,他不外出打工,每日在村里幽灵般地游荡。他觉得自己在上岭村非常快活非常享受,因为村里的青壮男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女人们都很寂寞,他想睡哪个女人就可以睡哪个女人,被睡过的女人不但不记恨他,而且还感激他甚至爱上了他。只因为外出的男人们只有春节在家的半个月时间里,除了回来的那天晚上和走的头天晚上和她们履行一下夫妻的义务,余下的时间都花在赌桌和酒桌上了。韦三得在那些男人们离家之后,便与她们苟且,事后还教这些妇女识字,于是她们起码能在汇款单上认识自己的名字。这些男人不在家时,有的妇女得了病,是韦三得把她们弄到医院,村庄道路坏了,也是韦三得出面处理。有的老人挑水,韦三得见了,还会主动接过担子。因此,在上岭村的妇女眼里,韦三得是好人。韦三得死后,还是女人暗地里发短信给办案人员,说他不是自杀,是他杀。韦三得的确是他杀。他的恶劣行径,上岭村外出打工的男人几乎尽人皆知。男人们离乡背井拼死拼活,自己的老婆却和韦三得不清不白。大学生黄康贤的父亲被韦三得打残,青梅竹马的恋人唐艳也被韦三得奸污,这几乎就是杀父辱妻。黄康贤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顿生复仇之心。于是便与韦民先、韦民全兄弟,韦波、唐艳等人密谋,要处死韦三得。韦民全的妻子黄秀华与韦三得有染,韦波的祖宗遗骨被韦三得偷盗,几个人都与韦三得有深仇大恨。黄康贤出的主意,在韦波家韦三得被灌了药酒,唐艳用身体和毒品引诱了韦三得,韦民先兄弟二人下手,黄康贤清理现场,韦三得就这样“自杀”了。韦三得的情人苏春葵从男人酒后真言中得知韦三得之死的真相便报了案。但是面对民警的调查,上岭村所有的人并不配合。大家都觉得韦三得的死是去掉了一个祸害。但苏春葵却不依不饶,她利用自己知晓的秘密要挟黄康贤满足自己的性欲。黄康贤的父亲黄宝央设计了一场苏春葵跌落粪坑死亡的谋杀案,作为警察的黄康贤利用职务之便,为父亲作案现场做了手脚。黄康贤最后不堪父子两代杀人的压力自杀了。
  《上岭村的谋杀》在这一点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作家通过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乡村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道德化的问题;韦三得也不仅仅是用好人或坏人的判断就可以简单地说明白的;那么多寂寞无聊的妇女,她们无辜无助的日子谁真正关心过;为什么那么多妇女喜欢韦三得,他的死为什么那么多人心照不宣喜形于色?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式里,包裹着远要复杂的现实和人性。对当下乡村中国世道人心的深刻表达,就是凡一平《上岭村的谋杀》的价值和贡献。

三、远未终结的乡土文学

  当然,任何一种判断都带有“结构”性质。事实上,就在我们不断强调乡村文明崩溃、乡村生活处在破产过程中的时候,另一种关于乡村的书写一直没有中断。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王兆军的《把兄弟》、叶炜的《后土》以及2016年贾平凹的《极花》、付秀莹的《陌上》、格非的《望春风》、方方的《软埋》等,证实了了乡村文明尽管已经溃败,但乡土文学远未终结的事实。甚至不乏对乡村未来怀有积极的乐观主义态度。
  十年前,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生活变革。乡村改革的历史,也是被不断书写的历史。小说既塑造了主人公暖暖这样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也塑造了詹石蹬这样一个典型的横行乡里的恶霸。作为一部书写乡村中国的小说,作家所追寻、探讨的历史和现实深度,更体现在旷开田这个人物上,这是一个乡村中国典型的青年农民形象。他曾是一个普通的、小农经济时代目光短浅、心无大志的农民,也是一个遇事无主张、很容易满足的农民。就在他一文不名的时候,暖暖出人意料地嫁给了他。他是在暖暖的温暖、启发甚至是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暖暖不仅是他的妻子、恩人,同时也是他成长的导师。当他是楚王庄普通农民的时候,他对暖暖几乎没有任何异义言听计从,并且发自内心地爱着暖暖。他不是那种阴险、狡诈的坏人。但是,当暖暖联合村民将他选上村主任之后,他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曾和暖暖玩笑地说:“将来我就是楚王庄的‘王’。”这不经意的玩笑却被后来所证实。他的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与詹石蹬并无二致。有趣的是,楚王庄两千三百多年前曾是楚国的领地,为了抵御秦国的入侵,楚国臣民修筑了楚长城,但当年的楚文王赀却是一个飞扬跋扈骄奢淫逸的君主。两千多年过后,旷开田为“王”的思想一脉相承。从楚文王赀到詹石蹬和旷开田,中国乡村的专制或统治意识几乎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就是乡村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中的基础。周大新寄予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农村文化某种深思熟虑的、具有穿透性的思考。
  三十年过去后,王兆军又返回了他的大苇塘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了他的主人公田家祥、吕峰们的生活。已经是局长的吕峰重返大苇塘村,与他的把兄弟田家祥谋划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副业和工商业。有利的条件是,吕峰是商业局长,“村里搞点副业,挣点钱的路子是可靠的”。当然,小说不是乡村致富指南,其主要篇幅也不是讲述大苇塘村脱贫致富的过程。小说主要处理的还是大苇塘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际关系。《把兄弟》在结构方式上,有传统小说的演义性质。比如二妮离开大苇塘村前,她用上坟的方式告别她曾经的男人。这一章回的标题是“张二妮上坟了解从前,田永昌送礼投其所好”。小说有传统小说的鲜明印记,但是它的根基却是乡村生活现实决定的。因此,这些大众化的小说元素一旦进入小说,显然与读者拉近了距离。与此相类似的是小说的结尾。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团圆结局。二妮与田家祥冰释前嫌,田家祥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申凤坤在老屋原地建起了三层别墅。大苇塘村经过市场经济终于旧貌换新颜。乡村中国在历史变迁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把兄弟》不是一部颂歌式的小说。但当作家用传统小说的方式进入写作时,这一体式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它的走向。因此,对改革开放的歌颂恰恰是作品内在结构决定而不是有意为之的。小说旧瓶装新酒,意在通过传统文学讲述方式表达新生活新内容。虽然作家并不刻意形式作为,但其不经意的努力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王兆军对文学传承的理解。
  2016年,强劲的乡土文学仍然势不可挡。贾平凹的《极花》、格非的《望春风》、方方的《软埋》、付秀莹的《陌上》等,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乡土文学远未终结的无限可能性。
  北村的《安慰书》是一部既有现实关怀,又有审美理想;既有先锋性,又有可读性的作品。小说从李瞳杀人案进入,逐渐牵扯出陈先汉、杜秀丽、陈瞳一家;刘青山、刘种田、刘智慧一家;李义、李江一家。三个家庭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结构中,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阶层:陈家有权力资本,刘家有金融资本,李家则是认同了权力资本的底层普通人。当然,这是老一辈人陈先汉、刘氏兄弟和李义的身份。而第二代的陈瞳、刘智慧和李江,并没有完全秉承家族的身份地位。因此,小说并不是类型化地演绎当下社会阶层矛盾的作品。
  《安慰书》对现实的关怀一览无余。陈瞳杀了人,但对陈瞳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北村用抽丝剥茧的方法,耐心地牵出了与小说有关的所有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北村并不是殚思竭虑地要写一个侦破或悬疑小说。我们看到的是,当所有人物都登场之后,三个家庭几乎都家破人亡。在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争夺中,在陈瞳的母亲杜秀丽恳请石原律师为自己的儿子辩护时,她在讲述当年修高铁拆迁导致血案,然后才有了花乡今日繁荣时说:“你当年是反对我们的,现在时过境迁,你说一句公道话,恶,是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杜秀丽的这一问几近天问。还有,李义是当年血案的顶替者或执行者,但他不是决策者。当年决策者的策略是,不发文件、不打电话、不留任何痕迹。而李义这个顶替者却甘心下地狱。在他看来:“陈先汉让我清场的,起先我不干,我不是杀人犯,我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但陈先汉磨了我三天三夜,最后我想明白了,伟人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死人的事时经常发生的,不付出代价,历史不会进步,是英雄在推动历史,而我是英雄的战友。”
  这些人物表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才是小说最令人震撼的。当然,这不是一部讨论历史或现实的理论著作。通过小说的具体细节,我们看到了北村一览无余的批判笔触。高铁给花乡带来了几十亿的价值,姑且不说这几十亿价值的受益者有多少给予了民众。而那些真正受益的比如陈先汉、刘青山、刘种田又怎样呢——他们不是惶惶不可终日,就是选择了死亡。在作者北村看来,人性是不可相信的。无论是陈先汉、刘种田还是李江、石原,即便是刘智慧,也是城府极深怨恨无边。小说揭露了人性的贪嗔痴,也告知了贪嗔痴的因果报应。最后,小说在一片虚空中结束。除了陈先汉、刘青山的死亡,刘智慧也在域外做了修女。因此,小说有鲜明的中国佛教观念。
  在小说讲述方式上,北村延续了先锋小说叙事的复杂和盎然兴致。每个人物都有无尽的可能性,阅读如果遗漏一个段落,人物性格和命运都会大相径庭。因此,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我唯一不大满意的,是对刘智慧的处理。我以为,她亲生父亲已死、母亲成了植物人,写到她出家时就可以了。但后来又写到她处心积虑地报复陈瞳,并且心机太深。这个曾经让我们同情和喜欢的人物,也完全幻灭了。我对此深感遗憾。或者说,北村对人物处理的决绝,给人一种深刻的绝望。这个世界一点暖意也没有了。即便小说命名为“安慰书”,我们却没有从得到任何安慰。
  叶炜的《后土》,在努力书写地域风情风貌的同时,更用理想主义的方式对他的麻村表达了期许和希望。毕业的大学生刘非平回到了村庄,搞起了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开发。小说结束时,麻村出现了小康楼,麻村的前景一片光明。
  付秀莹的《陌上》,在叙事风格上,是周作人、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一脉。她的芳村的故事,表面上波澜不惊,白描式的语言润物无声。芳村一派升平景象,风情风俗一如杨柳青的年画。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它犹如另一种“妇女闲聊录”。但是,只要进入小说细部,我们发现,貌似平静的芳村也已物是人非。女人羡慕的是那些能挣大钱的男人们。金钱已经成为芳村最基本的价值观。为了拥有它,芳村的风流韵事比比皆是,“人们越来越不顾脸面了”。人心浮动,心浮气躁,攀比之风弥漫,亲情逐渐淡漠。世道人心的变化,使芳村逐渐沦陷。付秀莹通过日常生活写尽了她对芳村的痛惜,但她又多有不舍。在尾声中她写到:

  年深日久。一些东西变了。
  一些东西没有变。
  或许,是永不再变的了吧。

  记忆心中的芳村还会延续吗?过往的一切还会重临吗?付秀莹显然也遇到了历史合目的性与情感要求的巨大矛盾。即便如此,《陌上》的文风流脉独树一帜,它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对乡村变迁的情感和态度,看到了对变化了的乡村的另一种修辞。
  《望春风》出版之后,格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望春风》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描写乡村生活。乡村已边缘到连根端掉,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的家乡仅存在于我记忆之中。……我想,即便中国的乡村生活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对我来说,是彻彻底底地结束了。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换句话说,我个人意义上的乡村生活的彻底结束,迫使我开始认真地回顾我的童年。不过,这部小说从内容上来说完全是虚构的,你当然也可以把这种追溯过程理解为我对乡村的告别。”这种情感矛盾显然不止格非一人。总体说来,乡村生活终有终结的一天,但也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乡村文明的崩溃已无可避免,但对乡村生活的书写还远未结束。

【作者系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孟繁华 生于吉林省敦化市,祖籍山东。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香港岭南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客座教授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人合著)《想象的盛宴》《游牧的文学时代》《坚韧的叙事》《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等20余部作品。主编文学书籍8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400余篇,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百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选编、收录;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还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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